以案说法：还原刑法教义学伪科学的真相/肖佑良(22)
而且，对包庇罪作上述限缩解释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因为“某种解释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要通过权衡刑法条文的目的、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刑法条文的协调性，解释结论与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等多方面得出结论”。由于是限缩解释，所以解释后的刑法条文的处罚必要性、国民预测可能性肯定仍然是在解释前的刑法条文涵括的范围之内的；且限缩解释后的结论更能消除包庇罪与伪证罪的矛盾，增强了二罪间的协调性，应该是可取的。
评述：上述大篇幅的“析法说理”，原作者不过是在自娱自乐，忽悠他人，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因为伪证罪与包庇罪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法条竞合关系。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在案件事实和证据上，就会发现本案中的唐某、黄某，两人作为证人向公安机关陈述案件事实时，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何人系肇事者——作了虚假陈述，指证魏某是肇事者。可见，该唐某、黄某的直接行为，是让魏某被定罪，陷害顶罪的魏某。所以，本案中唐某、黄某两位证人的行为成立伪证罪。这两人的证人证言，并没有直接为真正的肇事者张某作虚假证明予以包庇，因此，唐某、黄某两人根本不可能成立包庇罪。诚然，张某被包庇的危害结果的发生，唐某、黄某的证人证言也是原因之一，但不是直接原因，而是间接原因。也就是说，唐某、黄某两人并没有作假证明包庇张某的直接行为，只有作假证明包庇张某的间接行为。所以，与刑法第三百一十条包庇罪的构成要件不相符合，不构成包庇罪。本案中的魏某“供述”自己系肇事者，为张某顶包，其供述直接作假证明包庇张某，因而成立包庇罪。至于张某本人，不仅构成交通肇事罪，而且还指使他人作伪证，又构成了妨害作证罪。
直接行为系疑难复杂案件定性的指南针。由于分则条文都是以行为人为中心设置的，在行为与结果之间，除了少数罪状外（例如丢失枪支不报罪），都是直接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除了极少数情形，都是直接因果关系，都是危害行为直接导致危害结果。刑法分则法条的这个规律性，决定了直接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才是案件定性的关键所在。无论案件多么复杂，定性时只要把目光集中在直接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上，也就是直接行为上。直接行为是定性的指南针，确保大家定性时不再绕弯路了，而是直接走捷径了。考虑了直接行为，就不需要考虑所谓的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教科书上五花八门，使人家云里雾里的。其实，都是忽悠大家的，毫无价值可言。
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的特殊性。直接因果关系，例如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大家容易理解，没有分歧。问题是有些罪状，例如玩忽职守，许多人认为是间接因果关系。这是不了解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的特殊性造成的误解。举个渎职犯罪的例子，在押犯在看守所内上吊自杀身亡，值班民警成立玩忽职守罪。表面上，死亡结果的发生，是在押犯上吊自杀直接造成的，与值班民警玩忽职守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其实不然。由于值班民警的玩忽职守，直接导致在押犯上吊自杀身亡。没有值班民警玩忽职守，就没有在押犯上吊自身亡。所以，值班民警玩忽职守行为，与在押犯上吊自杀身亡这个结果，仍然是直接因果关系！这里的结果不是死亡，而是在押犯上吊自杀身亡这个行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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