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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微信封禁飞书之类行为,网络生态治理是根本/翟巍(2)
我国《反垄断法》第1条规定该法的立法宗旨:“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从该条表述可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亦是我国《反垄断法》立法宗旨之一。基于域外借鉴与本土生成的视角,一方面,我国立法机关有必要在《反垄断法》中赋予反垄断执法机关为了社会公共利益颁布临时禁令(临时性救济措施)的权限,从而使反垄断执法机关在涉嫌垄断行为发生时能够迅速采取止损措施;另一方面,我国反垄断执法与司法机关应当借鉴域外司法判例调整与优化域内执法与司法标准。具体而言,在调查类似腾讯微信封禁飞书之类的涉嫌垄断行为案件时,我国反垄断执法与司法机关可以在确认互联网大型平台企业涉嫌垄断行为有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下,先行颁布临时禁令,要求互联网大型平台企业迅疾停止涉嫌垄断行为,以尽可能减轻该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在《反垄断法》框架下设定垄断企业新型法律责任
腾讯微信封禁飞书行为涉嫌构成违反《反垄断法》第17条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行为。但是,依据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即使一家互联网大型平台企业由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行为受到反垄断行政处罚,它也只需要在相关市场承担相应的法定“不作为”义务(停止违法行为),而没有法定的“作为”义务去主动消除由其垄断行为造成的相关市场网络竞争生态扭曲后果。譬如,现行《反垄断法》第47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起草的《<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第54条亦有相同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由于现行《反垄断法》没有规定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垄断行为的互联网大型平台企业需要主动“作为”,也就是说,此类互联网大型平台企业没有法定义务主动消除由其垄断行为导致的网络相关市场竞争生态扭曲的状况,这就产生《反垄断法》适用效果与其制定宗旨相背离的风险。举例而言,一家互联网大型平台企业可以通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行为排挤、限制竞争对手,从而在网络领域相关市场形成一家独占垄断局面,并进而利用用户的黏着性锁定相关市场所有用户。即使这家企业之后由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被责令停止垄断行为,但由这家企业垄断行为所严重扭曲的相关市场竞争机制却可能无法自行恢复。因而,这家互联网大型平台企业在受到反垄断行政处罚后,依然可以享受先前垄断行为带来的独占垄断红利。在极端情形下,互联网大型平台企业可能在权衡受罚成本与预期红利后恶意违反《反垄断法》,意图通过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行为获得独占市场的长期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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