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的现代意义及其实践 ——以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职务为主要视角/fazhi1234(5)
第二、让我们的体制趋于保守和落后。
相当一部分领导职务没有任期限制，一上任可以干到退休，即使交流或转换职务，也只能上调或平调，这种状态自然是一种身份保障。这种保障的出发点是对职务私人属性的认同或迁就。如果职务是公共产品，不具有任何私人属性，不再由“某个人”担任，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就不会考虑给这个人一个相当的职务作为“交换”。卸任就是卸任，职务本就不是个人的，不需要任何等价交换。相等职务层次的安排，其实是照顾了职务的私人属性。这种照顾或习惯做法让领导职务非常安全，非常有保障，也就产生相当的惰性。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会安于现状，不求上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跟这种体制的安全性有很大关系。因此，这种职务层次的终身制，让很多领导干部思想保守僵化，成为事业发展进步的“右派”。另一方面，这种安全性也助长了其霸气和任性，让职务失去生机和活力。因此，长远之计，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应当进一步打破职务层次上的终身制。
综上，职务终身制是封建残余，以及废除职务终身制实行退休制度是我们在这个方向上的基本进步。然而，退休不过是职务比自然寿命早死几年而已。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废除职务终身制的方向依然有未竟的事业和未拓的步伐。没有任期限制的领导职务以及职务层次不受任期限制的基本问题构成当代中国干部管理体制上的基本问题。它仍然是封建残余，是变向的职务终身制。这就包含了我们对职务终身制的既有认识和需要解决的现存问题。
二、 根除职务终身制的目标及其意义
职务终身制的彻底废除，其实是职务现代意义的彻底重构。当“君权神授”被“社会契约论”和“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代替时，社会的所有领导职务都应当具有强烈的现代意义。这种职务的根本内涵不过是其“公共属性”。我们再也不能视某个领导职务是某个领导人的职务，必须在思想根源上承认它是“公共的”职务。
“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表态要退出中央领导岗位，并反复说明，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信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因此，我们不应当崇拜某种个人能力。当然，每个人的天赋秉性知识阅历理想追求都不一样，的确有的人更适合从政，更适合成为领导。这当然不能打破领导职务的公共属性。
笔者认为，职务在现代意义上的重构和实践应当把握两个基本点：所有职务都是“公共产品”；所有职务同时是个体的“社会福利”。
我们承认职务是公共产品，必须剥离其身份属性。我们必须视人民为国家的主人，任何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通常，我们国家只有一种“人”，那就是“人民”。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层次和等级的确定划分，更没有高于人民的人。任何职务都不能产生特殊的身份。有职务和没有职务，在身份意义上完全平等。职务所代表的是社会分工意义上的特定的责任或管理职能，或者在组织体系中的一定角色。职务并不能将人和人在身份意义上分开，无论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职务。这种职务内涵不但需要在认识上加以提升，更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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