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金平交通肇事案法院的任性/肖佑良(4)
“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余金平具有自首情节并据此对其减轻处罚有误，二审应予纠正。抗诉机关、支持抗诉机关及上诉人、辩护人的该项意见不能成立。”（引号内的内容摘自二审判决书）
本人认为，第一个所谓的“不能成立”，直接导致第二个所谓的“不能成立”，因为二审法院认定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且撞了人，是本案的主要犯罪事实。实际情况是，检察机关认定余金平交通肇事逃逸，且余金平认罪认罚认可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就属于当庭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情况也是一样的。然而，二审法院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前提下，想当然地认为被告人没有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从而否定自首情节的成立。显而易见，上述第二个所谓的“不能成立”，也违反了办案常规，睁开眼睛说瞎话。至于其他多个所谓的“不能成立”，都是建立在没有任何新的事实和证据，仅凭个人认为或者个人理解的基础上，作不利于被告人的认定，违反了办案常规，任性恣意，老子天下第一。
必须强调的是，认罪认罚制度是两高三部联合下发的办案指导意见，是经中央决定的。这个制度将部分量刑权前移至检察机关，完全是实事求是的。因为认罪认罚制度，为了提高效率，决定了此类案件庭审形式化色彩浓厚，法院主要是书面审查，所以有必要提高检察机关对于认罪认罚案件量刑的话语权。检察机关即便提出相对刚性的量刑建议，最终仍然要由法院审核后才能确认。同时规定，量刑建议有明显错误，法院有权变更。量刑决定权仍然在法院手里。说什么检察机关侵夺了法院的量刑权，这不是无稽之谈么？之所以这样配置量刑建议权，是因为考虑到法院审判的重心应该放在疑难案件、不认罪案件上，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实质化，重点是疑难案件、不认罪案件。相对而言，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办案力量比法院刑事审判部门的办案力量要强些，量刑前移实际加大的检察机关工作量，同时有利于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相应减少了法院刑事审判部门的工作量。本来是个好事，还能平衡两家的工作量。可是，法院有少数人屁股决定脑袋，总是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能让别人染指。殊不知，认罪认罚制度这种模式，在国际上是普遍性的，我国一些人见的世面少，本能的抵触。这才是余金平案产生争议的深层原因。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被告人赔偿被害人160万，远远超出正常判决应该赔偿的金额，这一结果实际上是有利于被害人的，也有利于被告人的，是比较理想的化解矛盾的方法。如果此案检察机关不促成双方和解，直接起诉到法院，交由法院主持调解，同样要对被告人有所承诺，方能促成双方达成赔偿协议的，协议达成后，判缓刑几乎是惯例。现在‘两高三部’认罪认罚的指导意见要求检察机关提出精确量刑建议，也需要检察院像法院那样操作。法院不能狭隘地认为，这个事只能我自己做，检察机关不能做，做了法院就不认账。余案的量刑建议存在诉辩交易的成分，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也是代表国家的，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不守信用，同样是国家不守信用，显然不利于被告人认罪服法。如果法院认为只有自己才能代表公平正义的，那么法院就应该有勇气撤销双方当事人的刑事和解协议，让被害人就民事赔偿部分另行起诉。就这么一个简单案子，搞得检察院，被告人，被害人都对法院的所作所为有意见，难道法院的公平正义感就得到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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