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与审判机制现状之冲突思考/黄小红(5)
综上，一方面，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受到审判机制的限制后形成了一些不良的思维定势；另一方面，这些不良思维定势促使法官自觉或不自觉地违反审判规定，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以致审判机制在遭受破坏后漏洞突显，继而又进一步限制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如此以来，两者的冲突愈演愈烈。
对引发冲突的深层次思考
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导致法官职业思维方式与我国审判机制之间出现的种种冲突，审判机制自身的缺陷等原因固然存在，但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应是最深层次的因素。其弊端体现在：
（一）检、法两家司法地位不当。
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但实际上，检察院的司法活动除受人大监督外，法院、公安根本不能对其起到制约作用。致使检察机关的权力有凌驾于法院之上的势头，以致在刑事审判中，法官对检察机关公诉中出现的一些纰漏，出于大局考虑不敢指出，有时既便指出也不能得到及时回应；另一方面，民诉法规定检察院对民事审判负监督之责，但由于对具体操作不明，实际工作中监督完全不到位。如检察院一般不派员出庭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审判结果法院一般也不用告知检察院，由于监督缺乏国家机关的介入，容易导致法官在民事审判中思维进入误区，出现枉法裁判现象也是在所难免。
（二）法院管理出现严重行政化倾向问题。
司法职能本质上是“反行政”的，但我国法院的诉讼活动、审判管理活动处处都显示了行政化管理痕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院长、庭长审批制。应该说法官是作为一种职业资格出现的，在地位上每人都是平等的。院长、庭长也是法官，他们虽是法院行政管理上的领导职务，但不能因此而将他们在行政职务上的领导地位与审判中的业务指导相混淆；其次就是审判委员会的行政化问题。目前，审判委员会与审判庭是业务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是法律规定讨论疑难案件的一级审判组织。然而实际上，审判委员会却俨然成了法院的另一个“综合审判庭”，这个审判庭同时又是其他审判庭的上级行政组织，担负着审理各种案件的任务及承担相应责任。正是基于这种现状，法官在办案中为了推卸责任，动辄便将案件交由审委会讨论，出现问题以经过领导批准或审委会讨论等借口推脱，长此以来，造成法官思维的依赖性，以致于在审判中放松了对自我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
（三）行政干预现象的严重存在：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中可以看出，立法强调的是审判独立。审判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证，该条的规定更是确定了我国法官“中立性”思维方式的大前提。由于为了体现审判独立，法院要通过法官的个人思维表现出来，法官在面对多变的法律问题时，应当保持冷静、理智、超然的心态，构造相对独立的思维空间，认真细致地对事实证据加以分析、判断，继而作出公正裁决，而决非能象“足球裁判那样受局势牵制满场跑”。但实际上，“权大于法”是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它充分反映了司法受到行政干预的严重程度。相对法院而讲，审判公正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当前，地方法院院长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法院财政收支是由同级人民政府审核划拨，法院人事安排须经当地党委、政府研究批准，法院年终考核由地方党委审评，对法官虽是参照公务员考核，但与公务员考核标准又没有多大区别，就连法院对外招聘人才亦被纳入公务员考试之列。如此种种，实际上法院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当做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门。因此，当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要想法院能与来自行政方面的干预甚至压力相抗衡是不切实际的，由此回避制度、合议制等审判机制遭到破坏也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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