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学神话的破灭及中华律学的回归/肖佑良(3)
使用概念描述客观事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直接描述某种具体客观事物，突出了具体事实，强调了存在形式，例如，男人描述男性，女人描述女性；另一种间接描述，在直接描述概念的基础上，用概念再描述概念，例如，使用“人”，描述男人和女人。两种描述都具有价值性。这里的价值性，就是概念所包含的客观事物的数量，间接描述的概念价值属性要比直接描述的概念价值属性大。如果要使用一个概念去描述“故意杀人的”和“正当防卫杀人”两种性质不同的客观行为（客观事物），唯一办法使用价值属性更大的概念，确定不能使用“故意杀人的”。因为所有的罪状，都是直接描述社会上的客观行为（客观事物）的。
法律解释违背了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法律适用需要法律解释，是法学著作中永恒不变的教条。反复不断地灌输，禁锢了法学研习者的思维，法律解释成为了颠扑不破的“真理”，让人深信不疑。然而，法律是通过描述客观事物（客观行为）而来的，本身就是实体，只能认识，不能解释。各行各业认识客观事物的普遍方法，都是通过透过现象看本质。客观事物的共性，都是形式与实质相统一，形式千姿百态，实质千篇一律。这个共性，完美诠释了百案百态，世界上没有两起完全相同的案件。千姿百态的形式，彼此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通过解释，从一种形式认识另一种形式，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认识苹果一样，给你一个全新品种的苹果，没有人会通过解释一个熟悉品种的苹果，去认识一个全新品种的苹果，而是通过见多识广，把不同品种的苹果特征都装入大脑中，然后进行整体比对来认识的，也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相同，就是性质相同，同类客观事物，就作同样处理。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准确认识客观事物。这是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法律适用同样是认识客观事物，需要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是需要法律解释。因此，法律适用需要解释的“真理”，违背客观事物认识的普遍规律，是错把谬误当成了真理。
法律解释违背法治原则。法律解释，方法五花八门，都是无章可循，无法控制解释的尺度。一个解释作出来后，到底是被禁止的类推解释，还是被允许的扩大解释，没有衡量判断的标准，只能自以为是，容易发生误判。法律本身就是固定处理客观事物的方法和结果，法治的本质就是追求刚性的法律，强调罪刑法定，防止恣意妄为。然而，法律解释打开了人治的方便之门。通过法律解释，一个行为，可以有多种定性，多种处理方案。司法人员有选择余地，就有权力寻租的可能，又回到人治的老路上去了。显而易见，法治原则从根本上就是排斥法律解释的，两者之间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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