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学神话的破灭及中华律学的回归/肖佑良(4)
法律解释的实质，就是法律演绎。法条是概念，概念都具有价值性，涵括了形形色色的客观行为。举个类似例子，用“人”这个概念，就涵括了全球所有的男女老少，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人”所包含的数量，就是“人”概念的价值性。法条都是使用概念组成的，法条本身的价值属性与生俱来，从法条诞生之日就具有价值性。从法条到具体客观行为，西方法学采取演绎法，也就是通过解释概念，将法条适用于实际案件中的具体行为。问题就出在西方法学把法条创设成为一个纯粹的虚拟概念，不是对应性质相同的客观事物，而是对应性质不同的原则与例外两种客观事物组成的“大杂烩”。如此一来，只能通过虚拟的法条概念演绎出具体行为来，这就是法律解释。这种通过解释虚拟概念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在所有学科中绝无仅有。既然是绝无仅有，就没有参考比较的对象，法律解释成了法学领域认识客观事物独特的“方法”。问题是，法条虚拟概念的演绎，无章可循，不同的人作不同的理解，就是同一个人，不同时期，理解也不相同。法律解释乱了，带来司法乱象，就在情理之中。
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其实都不是解释出来的，而是定义出来的。高法在解释刑法三百一十三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时，考虑是否包括法院的调解书，结论是不包括。按照教科书，这种解释没有问题。可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后面又出台立法解释，刑法三百一十三条包括解调书。笔者断定，这个立法解释不可能是解释出来的，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定义出来的。事实上，许多的司法解释，立法解释，跟刑法教义学中的法律解释没有多少关系的，都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定义出来。凡是通过法律解释出来的条文，十有八九要出错的。笔者只关注司法解释出错的部分，原因是司法实践要按照错的司法解释办。至于那些没有出错的条文，根本无需特别关注，透过现象看本质，一定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虽然冠之以解释之名，实则徒有虚名，真正的名字应该叫立法定义，司法定义。
犯罪论体系。世界上有三阶层，二阶层，四要件，双层次等等，笔者曾经提出了修正后四要件体系。所有的这些体系，都分客观与主观，都是建立在两大支柱论的基础之上，都是先出错，后纠错。由于构成要件被视为，既包括原则又包括例外的虚拟概念（既要直接描述原则情形的形式与实质，又要直接描述例外情形的形式与实质，根本无法实现，但刑法教义学人为地设定描述原则的概念能够涵括例外，这就是虚拟出来的概念），导致错误地认为例外情形也符合构成要件，然后再通过违法性、有责性或者责任要件来纠正第一步的误判。比较阶层体系或双层次体系而言，四要件的主要问题，一旦误判，甚至连纠错的门路都没有。我国刑法教义学者抓住这一点，猛烈抨击四要件。修正后的四要件（参考笔者其他文章）有所改进，但是仍然没有跳出法条是虚拟概念的窠臼。犯罪论体系之所以层出不穷，根源就在于，犯罪论体系建立在区分主观与客观两大支柱论的基础之上，两大支柱被人为地赋予不同意义和功能，而且不同的人赋予的意义和功能并不相同，各种各样的犯罪论体系就出现了。尽管这种操作脱离了实际，两大支柱其实并不存在，但是能够满足了不同的法系，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的个人，都可以就有自己个性化的犯罪论体系的愿望，结果许多人深陷其中，乐此不疲。弄清楚了各种犯罪论体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可以预言，世界各国的犯罪论体系最终会实现统一，都要回归到客观事物认识的普遍规律上来，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透过现象看本质，与司法实际非常吻合，具体表现就是绝大多数案件，都是案卷阅完，定性随之确定。案卷中的每一份证据，都是对客观行为表现形式的描述，当我们把客观行为的方方面面都审查了，就是透过现象了，全案（客观行为）定性就自然而然出现在脑海中了，根本不需要解释法条，根本不需要三段论（更谈不上需要三段论的倒置），根本不需要两阶层，三阶层或者四要件。当然，疑难复杂案件一时做不到这点，那是因为疑难复杂案件的表现形式，阅卷人过去未曾见过，没有经验，因此不能做到即时得出结论来。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仔细分析案件客观行为的表现形式，并把这种全新的表现形式与自己熟悉的表现形式进行全方位的比较、核对，透过现象看清楚客观行为的内在实质，进而准确适用法律。显然，疑难复杂案件同样不需要解释法律，同样不需要三段论，同样不需要两阶层、三阶层或者四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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