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学神话的破灭及中华律学的回归/肖佑良(5)
有原则，就有例外。这个既是法律本身属性，又是法律适用原则。有原则，就有例外，应该作为排名第一的最重要的法律适用原则，我国要率先写入刑法理论教科书，并且适时纳入刑法和刑诉法中。法律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律适用是有边界的。所以基于善良目的的制定法，根本不存在恶法亦法的问题。当法律被认为是恶法之时，实际是例外情形出现了，原则（法律）不再适用。原则是客观事物，例外也是客观事物，认识客观事物的唯一途径，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法律适用同样是认识客观事物，不管是认识原则，还是识别例外，都是透过现象（表现形式）看本质，进而准确适用法律。更重要的是，这种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能够进行检验，并且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道理很简单，任何客观事物，都只有唯一定性。这也是客观事物存在的普遍规律。值得一提的是，客观事物的定性，必须是全面评价的结果，不能断章取义，不能削足适履。刑法教义学中什么想象竞合犯，什么法条竞合犯，都是以偏概全的产物，都是没有意义的概念。
刑法教义学的神话破灭，中华律学重新崛起。我国一批留学德日的学者归来后，极力推动我国法学理论教义学化。这些人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刑法教义学理论，直接照搬照抄到国内来。这种状况从清朝未年就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如此，已经持续上百年了。可是，谬误终归是谬误，人类社会要向前发展，社会科学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立法中已经出现了新的动向，那就是强调只有客观方面就可以定罪了，主观方面在所不问。这是理论反省的结果。主客观统一，犯罪的客观行为（不是人的所有行为），必然内含主观思想，不需要考虑主观。伴随着两大支柱论的崩塌，整个刑法教义学理论神话就破灭了。什么行为刑法，什么行为人刑法，其实都是人为设定的虚拟概念，根本不能实践检验。所谓的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学派之争，如前所述，其实是自己与自己的影子之争。我们老祖宗创造的中华律学的“举轻以明重，以重以明轻”的行为整体判断法，曾经创造了人类法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只是到了清朝未年才没落的。让中华儿女欣喜的是，这种行为整体判断法，体现了“天人合一”整体世界观，符合客观事物认识的普通规律。缺陷就是没有把“有原则，就有例外”纳入到法律适用原则之中。刑法教义学学者们很清楚，整个刑法教义学理论体系，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律解释，一个例外情形出罪。这两个问题都是法条概念被人为虚拟化后产生的伪命题。当我们弄明白刑法分则法条唯一代表某种犯罪行为，法条是实体，是客观事物，例外也是实体，也是客观事物，这两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特别要强调的是，刑法教义学中，法律适用需要排除例外情形的思想，是值得借鉴的。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来了，令人欣喜的是，我国法学家创造法学新辉煌的机遇也来了，那就是重写中华律学，将有原则，就有例外纳入其中，作为法律适用的原则排名第一，罪刑法定排名第二，这样重写的中华律学就不是一次简单的否定，更不是单纯的回归，而是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一次螺旋上升，将实现质的飞跃，有望成为世界各国学习借鉴的标杆理论。中华律学因其符合司法实际（案卷阅完，定性随之确定，不需要犯罪论体系），又简单易学，必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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