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伦理性/郭健冬(7)
1999年8月30日，沈阳市发布了《沈阳市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这个处理办法及其随后的争论被简称为“撞了白撞”。处理办法的规责原则完全可以在法律经济学中得到完美的解析，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法律经济学在行政立法上的运用。笔者认为，法律经济分析究竟在多大范围内适用，适用程度如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按照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人的生命权属于第一原则，是绝对不能被侵犯的，不论以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前提是自身的行为符合正义）。正如梁慧星教授所指出的，交通事故处理的目的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利益，保护弱者、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正义。机动车车主对道路享有有通过权，这涉及到财产权方面的权利；然而，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作为交通事故中的弱势群体，涉及的是生命权。政府为了保证交通的畅顺而将注意义务和事后责任转嫁于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正义原则。笔者认为，这个办法有“恶法”的嫌疑，应该加以废除。
（2）解读宪法修正案中的财产所有权。修正后的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南方周末》2004年4月8日上有一篇评论这样写道：“一面插在门口的国旗，一本刚刚修订过的宪法单行本，其中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一句被特意用圆珠笔划出，一句精心挑选出的‘国家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被放大了贴在门上，63岁的北京老人黄振禨和他的街坊就靠着这么几件简单的武器，阻止了崇文区政府危房改造工程的强制拆迁人员，暂时保住了他的房子。”人们为此而欢欣鼓舞，纷纷赞颂论这件事在法治进程中的积极意义。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恰表明我们宪法制度的不健全。
在无知之幕里的人们，由于他们对他人的“无知”，所以对将要进入的社会他们所处的地位，能获得的利益不能也没有必要作出预测。但是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即他们在社会中获得的利益除了要受差别原则之外，不能由于其他非自愿和非正义的原因被剥夺。在宪法上则表现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在现实的情况下，行政权常常侵犯公民的正当权利。例如，在某地要建立一间大型的商店，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应该就是开发商和住户的事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市场运作即可。在协议的达成过程中，政府不应该介入。在当今的中国，情况是大为不同的。政府往往在征地的过程中扮演主角，一方面促使双方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坚决协助拆迁工作，尤其是在遇到拒绝拆迁的“刁民”。人们常常问，开发商凭什么可以我征用我的房屋，政府又有什么理由随意处分属于我的财产？因此人们就会对政府行为的正当性产生怀疑，对政府的诚信的认可度大大下降。正是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不符合基本的正义原则，导致人们的抵制和不信任，这也是行政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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