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话语权”的垄断/王群仿(3)
从保护言论自由权的角度而言，大众媒介的承办机构在组稿时的自由缔约权要兼顾到“话语权”。
由于大众媒介自身的运作规律的天然约束，编辑的行为与公众往往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这一特征体现了经济学上的自然垄断性，即由于行业自身的属性导致的一方处于绝对的垄断状况，另一方处于无法有效自由表达意志的无助地位。
作者的文章能否入得了编辑的法眼，只有天知道、编辑自己知道。编辑完全操控了对稿件生杀予夺的天然的垄断大权，作者只能够为“鱼肉” ，而且是“蒙在鼓里的”瞎子聋子“鱼肉”。双方的利益完全处于不对称的状况，一方处于超强的交易地位，另一方处于超弱的交易地位；对于那些很有自信心的作者而言，如果无缘得知编辑的真心话，恐怕他也将永远无法知道文章何以被 “枪毙” 。而对这一情况，我们还无法求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因此，顶多你只可以置信用或者编辑部说的“三个月内勿一稿多投” 的格式条款于不顾来个一稿多投，以此来消极地寻求自我安慰。
由此看来，在《新闻法》或其他类似的法律法规出台之前，我们的“话语权”只能寄希望于编辑们已经深受铜臭侵蚀威胁的良知和职业道德的保护了。政府的规制和劝导不会是灵药。从根本来讲，职业良知的升华以及媒介的良性竞争才是最终出路。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在司法实践中对编辑部发出的“三个月内勿一稿多投”等类似的格式条款作无效解释或者作有利于作者的解释，以维护作为弱势的作者的合理利益诉求，帮助其在“话语权”实践中争取一些必要地位，以反击对“话语权”的歧视行径。
对民主的法治国家而言，加强对言论自由权的保护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任务。
古人尚且知道要广开言路，不能闭言塞听，更何况今日呢？言论自由权利的保护的一方面就是通过媒介来帮助政府、个人实现多维互动，相互了解各自的诉求和声音，最终实现各方意志的良性互动和利益的共赢。
“话语权”的非歧视待遇的维护和实现，显然应该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意。如果放任媒介的“近亲繁殖”于不顾，任由“话语权”的阵地变成一个封闭的利益团体实现其私利的工具，变成少部分人搞利益交换的权利场的话，那么，不仅舆论工具在法治国家中的应有作用将成为一句空话，甚至于还可能成为误导视听的祸水。前段时间，引发有良知的学人思考的沈阳某案及浙江的某遗产纠纷案中南北学术界的少部分人的炒作表演，就是他们利用其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着的“话语权”阵地为自己张目和制造所谓“舆论”的典型范例。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莫要让他们再亵渎舆论阵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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