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权——《行政许可法》的主要功能/汤丽琴(2)
一是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二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三是提供公共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有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四是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五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六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同时，该法还进一步规定，即使在上述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内，如果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也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一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二是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三是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四是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这是我国法律首次对市场机制优先、公民法人自主决定优先、自律机制优先原则等法制理念的确认。应当说，行政许可法的这些规定严格遵循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通过竞争，优化资源配置，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合理利用公共资源、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就难以靠市场来解决，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因此，设定行政许可，必须首先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凡是市场、社会自律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应当干预，更不应设定行政许可来干预；凡是市场、社会自律解决不了的问题，政府才能介入，即使是必须通过设定许可解决的，也要着眼于培育市场机制和社会自律机制，在市场机制和社会自律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时，要及时废止行政许可。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许可的设定还应当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行政许可作为一项公权力，它的行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因此，行政许可不能不适当的介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的行使。实际上从法理上讲，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即“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公民的权利包括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前者包括人身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与财产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后者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主要包括名称权、财产权，后者也主要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原则上说，对民事权利，法律一般不能加以限制，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主决定，只有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使这些民事权利可能对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并且这种损害难以通过事后赔偿加以扼制、补救时，才能设定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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