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法典草案中取得时效制度的几点思考/王斌周

对民法典草案中取得时效制度的几点思考/王斌周
对民法典草案中取得时效制度的几点思考

王斌周

摘要：我国现行《民法通则》仅规定了诉讼时效，造成现实中诸多财产关系界限不清、发生的纠纷难以解决。《民法典草案》规定了取得时效制度，并已于2002年12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第一次审议，《草案》仅就取得时效制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既有应当肯定之处，亦有值得商榷和完善的地方。笔者从编排体例、适用范围及效力、适用要件等方面对《草案》中有关取得时效的规定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民法典草案取得时效立法思考

取得时效制度最早规定于古罗马颁布的第一个成文法《十二铜表法》中，现行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中大都确立了取得时效制度。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构成了时效制度的两项基本内容，其中消灭时效又称诉讼时效，指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内不请求公力救济，将导致请求权或胜诉权的消灭。而取得时效则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地继续占有他人的财产，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间，即依法取得该财产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制度①。我国现行《民法通则》仅规定了诉讼时效，无法解决诉讼时效届满后财产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利的归属问题，同时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公有制并经历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特殊历史时期，造成现实中诸多财产关系界限不清、发生的纠纷难以解决，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可确定财产归属、定分止争，有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和法律秩序的稳定，并具有促进物尽其用的社会功能。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法律学界的几经努力下，我国《民法典草案》（下称《草案》）已于2002年12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并交有关机关和法律学者征求意见，《草案》采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规定了取得时效制度②，下就《草案》中有关取得时效制度的规定发表几点浅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关于取得时效制度规定于民法典总则部分还是规定在物权编的问题。
《草案》将“取得时效”与“诉讼时效”分列为两节，规定于第一编“总则”之“时效”部分。对此，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诉讼时效是丧失请求权的时效，列入总则中无可厚非，而取得时效作为财产权的取得方式之一，应与善意取得、拾得遗失物制度一起规定于物权编“所有权取得的特殊规定”部分，亦符合学理上的分类，在体例上与德国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相关规定相一致。笔者认为，取得时效虽属所有权的取得方式，但其与消灭时效具有共同的法律本质，皆具有“一定事实状态继续达一定期间而发生一定法律效果”之内涵，且从权利人的角度看，诉讼时效的届满使其丧失权利请求权或胜诉权，实质是丧失了国家公力救济的可能，但法律并未禁止权利人以合理的私力救济方式向实际占有人主张权利，而且在立法中还致力于在诉讼时效届满后对真正权利人以最大限度的保护③；而取得时效的法律效果则是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为实际占有或支配的人依法取得，使真正的权利人因其消极和怠于行使权利而丧失其权利，充分发挥财产的社会经济效益，实质是通过法定的形式确认了财产权利的特殊移转方式，剥夺了权利人私力救济的可能，使其彻底丧失了对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一切权利。将取得时效和诉讼时效作为统一的时效制度规定在一起分别列出，恰包含了权利人因一定事实状态继续达一定期间而分别丧失公力救济申请权和私力救济权两个方面内容，二者相得益彰，故《草案》采此种体例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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