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杨涛(2)
从这二个案件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中西法律对待子女问题上的差异。在西方，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立法，早已从“家本位”、“亲本位”转向了“子女本位”。各国立法上都把重点从强调父母的权利义务转变为强调父母的责任。《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成为各国立法的原则。而在我国，对待父母子女关系上，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家本位”、“亲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子女被视为家族或父母的私有财产，无独立的人格，子女的利益被漠视。在今天的中国，“子女本位”当然也体现在我国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立法上，但是子女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的这种思想禁锢却并未得以完全解放。因而，反映在立法上，剥夺不负责任的父母的监护权的规定不彻底，程序上极不完善。如有专家认为：“1998年颁布的收养法在制定的时候，在立法思想上虽然考虑了怎样保护孩子的利益，但它还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父母权利本位，因为中国人有血浓于水的传统观念，注重亲情，认为孩子由生父母抚养合情合理。”反映在司法上，在法无规定但并不禁止的问题上，不敢为保护子女利益上勇于创新，用实践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
行动的迟缓还需要打破思想的禁锢，我们不需只看到丢丢的母亲对丢丢的血浓于水，不需只看到丢丢的母亲无数次廉价的忏悔。在其多次的抛弃孩子的行为中，我们早就可以作出继续让丢丢的母亲监护丢丢已不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的判断，只要我们承认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的观念，我们的社会就应该拿起法律武器，剥夺丢丢的母亲监护权。毕竟，法律赋予了我们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的权利，如何剥夺、谁是请求权人、剥夺后由谁承担监护权这些规定不详细并不重要，媒体和社会公众完全可以督促我们的检察机关、民政部门从维护公共利益、维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提出撤消丢丢的母亲监护权的申请，人民法院也完全可以指定民政部门或其他能承担和愿意承担监护的人承担监护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此案中尝试法律的突破与完善，为今后建立专门的监护权监督人和代行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行政部门而努力，让千千万万的丢丢们不再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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