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应倡导“盲人摸象”/段兴焱(2)
一、中国法律传统权利精神的贫瘠，使得法学研究者天生的神经衰弱，“摸象”不足，“惧象”有余。
中国的传统法律是离不开统治者、离不开国家、离不开用刑法手段处理民事关系的。在古代文献中，只有刑、法、律互训，如《尔雅·释诂》云：“刑，法也”，“律，法也”；《说文》道：“法，刑也”；《唐律疏议·句例》则说：“法，亦律也”，三者的核心都是刑，而无权利、正义于其中。古代的这种法，源于君主的意志，从属于专横的权力，以刑为标志，一方面既窒息了国人的人性，另一方面又窒息了从事法律研究者的思想，于是，中国古代的法学研究最成熟、最全面的表现往往不是法律常识和条文法律，而是孔孟的“仁学攻心术”、“德治”、“仁学”的“无法之法，乃为至法”，除此之外，“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至于有人胆敢“盲人摸象”，指出它是“法自君出”，旨在统制臣民，则是万万不可的。因为在统治者眼里，正是这种防范、镇压臣民“犯上作乱”的法才是最全面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大法，其余的统统不过是“各说异端”，除非你不想活命，否则，是谁也不敢“盲人摸象”而“妄加揣测”的。
二、中国法律传统的排外思想，使得法学研究者天生的自欺欺人，“毁象”有余，“摸象”不足。
就在中国传统法律以人治和专制为核心且代代相传之时，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当地就有了其内容涉及各城邦各个时期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如条约、契约、法院判决等建立在权利本位基础上的先进法律，即便是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其仍不失为民主国家的法律观，是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国家相继步入“启蒙时代”，展开了民主与贵族特权的较量、公正与暴政的较量，产生出诸如从探讨法意的孟德斯鸠到关切目的的李斯特；从建构公理的贝卡里亚到诉诸理性的黑格尔；从古典学派到人类学派，再到社会学派等一大批涉及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摸象”的法哲大师，以至于今天的西方，形成了代表世界先进水平、全面的民主法治社会和公民法治意识。
与此同时，中国的法律研究者却始终无缘或无心与这些先进的法律知识“接轨”，他们要么还陶醉在董仲舒所描绘的从“天人合一”到“天人感应”中国法律的“象”境里，对外来的“象”很是不屑一“摸”的，以为泱泱中华，自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不议”自是“不摸”；要么即便是“摸”了一番，亦要“王顾左右而言它”，而绝对不敢“妄加揣测”的，偶尔“各说异端”，亦几乎异口同声地变成“前进中的不足”，致使到头来，中国的法律似马非马、似象非象。直到二十世纪，日本著名的中国法律史专家滋贺秀三还从诉讼形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法文化考察中这样评价：“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甚至与欧洲成了两极相对的反差”(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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