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诉讼判决录》与中国近代社会/何勤华(5)
判例
判例也是当时法院审理案件的重要依据。就北洋政府而言，它在援用清末的法律、颁布大量法规的同时，还公布了数量众多的判例和解释例。据统计，从1912年到1927年，大理院汇编的判例就有三千九百多件，公布的解释例有二千多件。[18]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来看，当时适用判例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在“周筱舫与德商北清商务公司因批货纠葛一案”（本书第138页，以下引本书只注页码），
“崔雅泉与日商安达纯一因商标纠葛一案”（第178页）， “德商威尔第与比商义品公司因债务纠葛一案”（第237页）等，
都或者是全部适用大理院的判例以及其他地方的成案，或部分地适用大理院以及高等审判厅的判例。
习惯
由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在急剧变革时期，新的法律关系的大量出现，立法未能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虽然北洋政府规定仍适用清末现行法律，但在许多领域，法院在实际操作时，仍然没有法律可依，从而不得不求助于习惯。
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一书来看，当时适用的习惯主要有商事活动中通行的惯例（第132页）、民间的借贷习惯、
契约出现纠纷时的责任分担习惯（第9页、第222页），民事诉讼适用当事人主义，凡当事人已有协议须遵守协议的习惯（第55页、第159页），
审案中法官劝争息讼的习惯（第159页）等。
情理
人情事理，在中国古代曾是司法实际部门审理案件的重要依据。至近现代，这一传统仍然得以保留。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来看，有适用“法理”的（第33页、第158页等），有适用“条理”的（第
48页、第178页、第180页、第230页等）， 也有适用“法的精神”的（第212页等）。此外，还有一些案件在处理中，
也适用了外国民商事法律如法国、德国民法典中一些通行的原则。[19]
Ⅳ
《华洋诉讼判决录》还帮助我们纠正了一些以前一直流行的片面的观念。
比如，在许多教科书以及我们的观念中，清末民初我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是西方列强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在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发生刑民事纠纷时，法院也都站在洋人一边，偏袒洋人，欺压国人。然而，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一书来看，情况并非全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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