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何勤华(8)
其次，两者的范围不同。古代汉语“法学”一词所包含的主要是法（律）注释学，而且基本上局限于刑法领域，当然，有时也涉及一些行政法学（事实上是如何役使官吏的“治吏之学”）和关于法律的起源与功能等问题的法哲学（事实上是“刑法哲学”）的内容，但这种法哲学仅是伦理学家和哲学家（如孔子、孟子等）或政治家（商鞅、韩非等）或官僚（如马融、张斐、杜预等）的法哲学。因此，它的范围相对比较狭小。而现代“法学”一词，不仅包含了法哲学（法学家的法哲学）、法律条文注释学，而且还包括法史学、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等诸多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即使是法律条文注释学，与古代的相比，范围也大为扩大，除刑法学之外，还有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和诉讼法学等，并且现代法学将这些法注释学都视为是一门科学，而不仅仅是条文和词句的注释。
再次，两者的重心不同。古代汉语“法学”一词所重视的是统治者的权力意识，强调臣民的义务、责任，注重从理论上阐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宗法等级秩序这种法律运行现实的合理性。而现代“法学”一词所体现的是民主的观念、平等的观念以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观念，它孜孜以求的是从理论上阐明法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中的作用和法如何才能成为保障公民权利的屏障。
第三，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学习西方、翻译西语“法学”一词时，日本学者为什么不使用他们比较熟悉、习惯的“律学”、“明法道”、“明法科”，而使用一个他们历史上所没有、对他们来说比较生疏的“法学”呢？
我们知道，即使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学者，其法学观大都还是以“法律应是以刑为核心”、“法等同于刑、律”的律学观。1875年，当铃木唯一翻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时，用的还是《律例精义》的书名；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制定刑法典时，还以中国刑律为蓝本，编纂了《假刑律》（1868年）、《新律纲领》（1870年）和《改定律例》（1874年）等。后来，这种情况在以下三种因素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化：第一，明治维新后，日本相继聘请了许多外国法学家（如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保阿索那特<G.E.Boissonade，1825-1910>等）来日本立法、讲学，这些外国法学家不仅将西方的法、法学等名词，而且将西方的法学观也带了进来。第二，19世纪上半叶，随着“兰学”（研究以荷兰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的学问）的兴起，日本赴西方学习法律者也不断增加。当轮到明治时期著名法学家津田真道、西周、穗积陈重等人出国时，他们对西方的法和法学已有一定的了解，加上这些人在西方比较扎实、系统地学习了法学通论和各个部门法学知识，聆听了西方法学家的讲解，目睹了西方法治社会的运行现状，这种经历和环境使得他们比较深地理解了西语Law、Droit、Recht以及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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