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何勤华(9)
Science、Science du
Droit和Rechtswissenschaft等词的真谛，他们感到再用“律”、“刑”等来对译Law、Droit、Recht等词，用“律学”、“明法道”等来对译Legal
Science science du
Droit、Rechtswissenschaft等词是不确切的。第三，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整个民族向西方学习的心情都是非常迫切的，这从福泽谕吉（1835-1901）的一本介绍西方文化的书1866年一出版便销售了75万册一事便可得知(43)。当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法学家箕作麟祥（1846-1897）着手翻译《法国民法典》时，当时的司法大臣江藤新平（1834-1874）甚至指示：“即使翻错了也不要紧，只要快就行了。”(44)在这种氛围之下，日本各界的确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化包括法和法学的活动之中，箕作麟祥在翻译法国《六法全书》时，挖空心思、殚精竭虑，给一个个西语法律名词配上了对应的汉字，除“权利”（right）和“义务”（obligation）之外（前者在箕作麟祥之前已从荷兰语中译出(45)，后者则来自汉译本《万国公法》），其他法律用语，几乎都是箕作麟祥呕心沥血推敲出来的。津田真道和穗积陈重也同样如此，不仅认真听讲，细心记笔记，而且不时向老师请教，以弄懂对东方人来说比较陌生的法律专业名词。从而用汉字“法学”一词比较确切地对应翻译了西语jurisprudence、science
du droit、science of
law和Rechtswissenschaft等词。因此，津田真道、穗积陈重等人用“法学”而不用“律学”等词，是当时日本立法改革、法学观念进化的必然结果。
第四，由于数千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法学”一词仍抱有一种排斥心理。明明是“法学理论”，我们却一直称之为“国家与法的理论”，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50年代，虽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出版了以“法学”命名的杂志，但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法学研究所出版的法学研究刊物却称为“政法研究”（1978年复刊后始改为“法学研究”）。全国报刊索引的分类，在法学栏目，也不使用“法学”标题，而是用“法律”一词。至今，全国新华书店总店主办的《社科新书目》，在介绍法学著作栏目时，用的也是“法律类”一词。即使是专以复印、汇集各报刊法学文章为己任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法学》，直到1986年底为止，使用的仍是“法律”。甚至在目前，在司法部所属的五大法科大学，除中国政法大学拥有政治系外，其他如华东、西南、中南和西北四所大学均无政治系，但校名都是“某某政法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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