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之冲突/杜海军(3)
（二）独立与居中
联合国在《司法独立世界宣言》中确认：“法官个人应当自由地履行其职责，根据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公正地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自何种理由。”在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没有规定法官独立，但毋容置疑，法院的独立体现在法官的独立，没有法官的独立，法院独立只是一句空话。这就需在体制上为法官独立创造条件。法官司法，经常受到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及人民团体的干涉，这如果在体制上进行改革，实行法官独立，则公正司法，实现社会正义绝非难事。但法官经常受到社会舆论的左右，这种社会压力，会使法官道德的筹码产生倾斜，法官的道德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冲突就会出现，这种矛盾，却非常棘手。法官虽然独立，但他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每一位法官都会感受到，不管这种压力是否倾向于受害者，这都会对法官公正执法产生影响。刚才所说的修德，其主要目的也就是让法官的道德的天平尽量保持平衡，但即使德行再高的人，外界社会的压力都会使其深思如何行为才符合“有德”，使法官对自己的道德的天平进行检讨，而重新调整自己的道德的天平。这样，法官会自觉不自觉的将天平的筹码加到了社会舆论这一边，认为这才是符合法官职业道德的行为。但这却与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司法独立与居中裁判格格不入，此种情况下，抛弃感情因素，扔掉以道德评价案件的法杖，居中裁判才会落到实处。
（三）目的与妥协
司法是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法律规则是有一定的目的可循的。德国法学家耶林指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美国现代法学家富勒也指出：“法律规定最本质的意义就在于它反映了一个或一些目的。”⑥与此同时，他指出了法律目的性在法律解释时的重要性。他举例证明了他的观点。“禁止车辆进入公园”，如果按照字面解释，一个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卡车作为纪念品安放在公园里无疑是违反了这条法律。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该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公园里行人安全和保持安静，那么，此人便毫无过失。⑦不管两位法学家对法律目的作了如何阐述，但我们法官在司法中，对于现代司法理念与职业道德冲突引起的困惑，完全可以通过探究法律的目的性来得到较好的处理。比如，在协商性司法与责、权利、义务相适应发生冲突时，我们法官就应该考虑，我们法律的目的是什么，这时困扰我们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法律的目的之一既然是解决纠纷，化解矛盾，那么，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就具有了现实意义。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方或者双方的妥协，这种妥协，也是建立的有一定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的，我并不是利益主义的鼓吹者，但利益也是司法追求的目标之一我却深表支持。既然当事人已达成协议，我们法官也应做出相应妥协，只要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我们就不必强迫当事人必须怎样行事，这也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一种处分而已。目的性研究，否定法官以社会评价作为目的是否实现的依据，否则，就会走上任由社会舆论摆布，不能独立居中裁判的老路。这种协商性司法的出现会招人异议，司法正义还存在吗？我认为，并不能据此认定司法正义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这种协商为司法正义的实现留下的更大的空间。司法正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处分原则，权利本位是对当事人最大的尊重，正义的实现就是当事人权利的行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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