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竞争导论(上)/段明学(16)
（四）促进政治参与，提高民主程度
政治参与与政治竞争一样，也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美国学者达尔就曾指出，民主政治涉及到两个维度：参与与竞争。科恩甚至认为，“民主的广度是由社会成员是否参与来确定的，而民主的深度是由参与者参与时是否充分，是由参与的性质来确定的。” 现代民主是代议民主，与古代直接民主不同。在古代，由于城邦国家领土狭小，贸易不发达，特别是由于奴隶制的制度为自由人提供了闲暇，古代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政治生活。那种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被认为是无用的人。在现代，由于商业的发展，奴隶制的被取消，疆域的扩大，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更丰富、更复杂。在古代，政治是自由的人们生活的中心，而在现代，政治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下降了。就参与政治而言，如果说，古代公民意味着“专职的公民”（full time citizen）的话，那么，现代公民只能是“兼职的公民”（half-time citizen）。这意味着现代公民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私人生活，而参与政治却降低到了次要的地位。考察当代各国，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公民的政治冷漠现象都十分突出，其他不论，单就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投票而言，近年来，大量公民放弃投票已严重威胁到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美国学者谢茨施耐德考察美国不投票现象后担忧地说：“即使所有因素考虑在内，在美国，不投票现象是如此广泛，以致通常从具体的心理和受教育因素角度对之所作出的解释都无法令人满意。”“如此广泛的不投票现象给美国民主投上了一层怪影，因为它使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深刻矛盾凸现出来。” 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社会的性质、年龄、结社、社会心理因素等。 而是否存在政治竞争以及竞争的激烈程度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一般来说，不存在政治竞争的国家公民投票率较低（有些国家可能很高，但一般属于强制性、动员性投票）。而存在政治竞争的国家，公民投票情况视其竞争的激烈程度而定。当政党之间政见分歧明显，冲突十分激烈，那么卷入政治的公民相对较多，如果政党之间政策趋同，对选民没有多大的吸引力，那么公民放弃投票的情况就较为普遍。由此可见，相对于其他方式而言，政治竞争有助于扩大政治参与，竞争越激烈，政治参与越活跃。
（五）推动政策创新，适应社会变迁
表面看来，在政治竞争中，各个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攻讦，你拥护的就是我反对的，导致政策经常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不符合现代政府决策的理性化和科学化要求，也不利于维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通过深层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形并非如此。首先，政治竞争推动政治集团表现出尊重客观规律的趋向。各政治集团要能够在竞争中获得胜利，除了让大众相信自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最好人选外，还必须让大众相信他们的政策是理性的，合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制定的政策不成熟，就可能成为对手的靶子，哪怕是一个数字上的失误，都可能成为对手攻击的目标，从而出现被动局面。因此，各政治集团在制定政策时都十分审慎，极少出现违背客观规律的情况。其次，政治竞争推动政治集团的政策趋向一致性（共识政治），各政治集团除了争取传统的支持者外，还要力争其他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如果政策太极端，就很可能失去这部分支持者，因此，各政治集团的政策往往都比较温和，同时，各政治集团还必须开放自己封闭的意识形态，相互学习对方的长处，以及对方政策中受选民支持的内容。如果一个政党不能很好地将对方的政策（尤其是受选民欢迎的政策）纳入本党的政策纲领中，它就会失去一部分选民。所以，政治竞争使各集团的政策出现“趋同”现象。并且，执政党在施政时，还往往参考反对党（前执政党）的政策，以利于治理。美国自1980年以来，共和党里根政府推行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1992年民主党人克林顿上台后，继续推行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美国经济，形成了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最长的一个增长周期。政策“趋同”现象，在英国、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都存在。政策“趋同”有利于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避免政策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因此绝不会发生类似中国领导人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极端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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