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段明学(18)
刑事诉讼的理想是通过健全、公正的诉讼程序获得尽可能公正的诉讼结果。然而，在实际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一审法院的判决难免发生偏差、错误。为了保证判决的准确性，法律赋予了检察官的抗诉权。即检察官不服法院的判决时，有权向上一级法院抗诉并要求重新审判。
在我国，检察官享有广泛的抗诉权，既可以对有罪判决提起抗诉，也可以对无罪判决提起抗诉；既可以对对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提起抗诉，也可以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提起抗诉；既可以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抗诉，也可以提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抗诉，等等。赋予检察官如此广泛的抗诉权，主要是由于：第一，我国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抗诉”被视为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法定方式。第二，我国刑事诉讼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即使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一经发现有错误，不论是在认定事实上，还是在适用法律上，也不论是对原被告人有利的，还是不利的，都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加以纠正，从而使无辜者得到平凡昭雪，轻纵的罪犯受到应得的惩罚，这就从法律上有力地保证这一方针的实现。”[24]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我国检察官的抗诉权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和制约。对已生效的判决，检察官行使抗诉权既没有期限也没有次数的限制。因为如果明确规定了提起抗诉的期限，必然导致在抗诉期限外发现的错误的生效裁判将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进行弥补和纠正，而这是对我国刑事诉讼一贯遵循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的违反，是我国传统的刑事司法观念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因此，司法实践中，检察官一旦认为某个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就可随时随地地提起抗诉。这种不受限制的抗诉权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造成法院判决的不确定性，削弱法院既判力，损害司法权威；二是造成被告被重复追诉，面临两次或者多次危险，加重了被告人的讼累；三是耗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不利于实现诉讼经济。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检察官的上诉制度，重新设置我国检察官的抗诉权。
由于历史传统、诉讼结构等差异，各国对检察官上诉权的大小规定并不一致。一般地说，大陆法系国家的上诉权比较广泛。对于第一审法院的判决，检察官与被告人拥有几乎完全相同的上诉权。检察官的上诉既可以针对一审判决中的证据和事实问题，也可以针对审判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在英美，检察官的上诉权受到严格的限制。原则上，对一审判决的上诉属于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在美国，就总体而言，检察官没有上诉权，只有个别州赋予检察官有上诉权。在1988年《英国刑事审判法》颁布之前的相当长时期内，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英国检察官对第一审判决不得提起上诉。对于一审法院所作的无罪判决，检察官即使发现证明犯罪的新的证据，也不得不得提起上诉。只有在极为例外的情况下，检察官才有权对无罪判决提起上诉，但也只能针对一审法院审判中的法律错误，并且不会导致无罪判决的撤销。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对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检察官都不得提起上诉。 我们认为，检察官提出抗诉，主要在于纠正原判决的错误，维护法律权威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25] 。基于此种思路，我们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重构我国检察机关在审判后的自由裁量权。即，对于未生效判决，检察官与被告一样，拥有同等的上诉权；对于已生效判决，检察官享有抗诉权，但应受到严格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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