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段明学(9)
其二，被害人直接起诉。刑诉法规定，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就是我国特有的“公诉转自诉”制约机制。此项制约机制不同于日本的准起诉程序，它不受案件种类、性质的限制，也无须法院予以裁定，可以直接防止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但是，“公诉转自诉”存在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并且潜伏着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杀伤性危险。公诉转自诉既侵犯公诉权的专属性，损害国家公诉权的权威，同时也给被害人、被告人徒增讼累。对被害人而言，刑诉法规定被害人提起自诉必须“有证据证明”，法院才能够受理，而在被害人提起自诉前，所有证据均掌握 在检察机关手里，因此，被害人是很难对检察机关进行制约的。对被告人而言，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后，他就已经被作为无罪之人看待，并被“立即”释放。但一旦被害人提起自诉后，被告人就不得不与被害人“奉陪到底”，背上沉重的诉讼包袱。因此，应当废除“公诉转自诉”的规定。
我们认为，可借鉴德国的强制起诉程序及日本的准起诉程序，赋予被害人的起诉申请权。具体可作如下考虑：
首先，检察官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应当及时告知被害人，被害人不服检察官的决定，可以向上级检察官申请复议。
其次，上级检察官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如认为请求有理的，裁定撤销不起诉或暂缓起诉决定，并要求检察官提起公诉。如认为被害人的申请不当的，裁定驳回被害人的申请。
再次，被害人对于上级检察官的驳回申请不服，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法院裁决。法院有权要求检察官移送其掌握的全部案卷材料和证据，必要时还可以讯问被指控人或者对案件事实进行其他调查。经调查，如果没有发现足够的提起公诉的理由，法院驳回被害人的申请，被害人对此裁定不能上诉；如果认为申请正当，法院裁定准予公诉，并命令检察院负责执行，检察院对于这一命令不得拒绝。
最后，提出起诉请求的被害人在请求被驳回或中途撤回请求的情况下，需要承担由此给法院、检察官、被指控人所带来的费用。这样规定能够促使被害人慎用起诉请求权，防止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随意提出起诉请求，增加法院、检察院的工作负担及被指控人的讼累。
2.增加暂缓起诉的规定。
暂缓起诉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产物，最早起源于德国和日本。在德国，暂缓起诉被称为“起诉保留”或“附条件不起诉”。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3条a规定，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同时要求被告人：（1）作出一定的给付，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2）向某公益设施或者国库交付一笔款额；（3）作出其他公益给付；或者（4）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被告人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在第一—三项情形中期限至多为期六个月，在第四项情形中期限至多为一年。对要求、责令，检察院可以嗣后撤销或对期限延长一次，为期三个月）履行这些要求时，对其行为不再作为轻罪追究。被告人如果不履行这些要求、责令，不退还已经履行部分，并且要作为轻罪追究。日本刑诉法第248条规定，检察官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状与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这称为起诉犹豫。与德国“起诉保留”相比，日本“起诉犹豫”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不受犯罪轻重的影响，而由检察官根据犯罪人性格、年龄、境遇和犯罪轻重、情节以及犯罪后的情况来确定；第二，法律没有规定考验期，但存在起诉“犹豫”期。检察官如认为有追诉必要时，可以在追诉时效届满前随时撤销原决定，无条件地重新决定起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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