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明楷《刑法学》第六版下集（一）/肖佑良(3)
“‘因逃逸致人死亡’实际上是指逃逸这一不作为引起了被害人死亡。因为肇事后的单纯逃逸实际上属于受刑罚处罚的不作为行为（至少是一种遗弃行为），只不过不是独立地处罚（事实上也不可能有独立的逃逸），而是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予以处罚。行为人对逃逸及其产生的具体危险显然是故意的，对于这一基本行为引起的死亡结果，则至少需要过失（类似于结果加重犯）。基于同样的理由，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以为被害人已经死亡，为了隐匿罪迹，将被害人沉入河流中，导致被害人溺死的，应将后行为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而不能认定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如果前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则应数罪并罚。”
评述：
事实上，‘因逃逸致人死亡’，是立法确定的刑事责任最重的一种交通肇事罪行为类型。这种交通肇事行为，是有证据证明，肇事者不逃逸，及时救助被害人，就能够避免被害人死亡的情形。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交通肇事行为，不是逃逸这一不作为直接引起的。这种能够救助被害人生命情形下的逃逸情形，比起无法救助被害人生命情形下的逃逸情形，危害性更大。因此，立法规定了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类型，配置了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处罚力度相当于故意杀人的处罚力度。值得注意的是，‘因逃逸致人死亡’就是一种单独的交通肇事罪的行为类型，根本不是什么结果加重犯。
行为人交通肇事后，以为被害人已经死亡，为了隐匿罪迹，将被害人沉入河流中，导致被害人溺死的。这种情形，比起肇事后单纯的逃逸，更具危险性，对被害人更不利。更重要的是，隐匿罪迹抛尸，本身也具有逃逸性质。因此，这种情形同样符合‘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罪的行为类型，定一罪即可。特别要强调的是，行为人以为被害人死亡，为了隐匿罪迹，把被害人沉入河流中的，这节事实是确定不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如果说行为人应当预见被害人有可能还没有死亡，那么把被害人沉入河流中至少是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至少是间接故意杀人了，而不是过失致人死亡了。
“‘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对此解释持肯定态度的理由是：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是故意的，指使者在明知肇事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仍指使、教唆肇事人实施逃逸行为的，与肇事者对肇事后的逃逸具有共同的故意，应共同对这一后果承担责任。但这一解释结论及其理由存在如下疑问：（1）如果说刑法第133条规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属于结果加重犯，而‘因逃逸致人死亡’属于间接故意犯罪，则意味着过失的交通肇事罪包含了故意的结果加重犯。换言之，存在‘过失的基本犯+故意的加重犯’的情形，这是难以被人理解和接受的。（2）如果说‘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数罪或者是特殊的结合犯（一般交通肇事罪+故意杀人罪），则与其法定刑不协调。（3）如果说‘因逃逸致人死亡’属于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则导致罪刑不均衡：一般情形下的故意不作为致人死亡的，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在交通肇事罪后故意不作为致人死亡的，反而仅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4）逃逸行为虽然是故意的，但对致人死亡并不必然出于故意，不能以逃逸出于‘故意’为由，认定司机与指使者对死亡结果持故意。事实上，指使司机逃逸并不意味着指使者对被害人的死亡持间接故意，换言之，指使者完全可能对被害人的死亡只有过失的心理态度。（5）逃逸本身是否属于间接故意致人死亡的行为，也需要具体判断。在行为人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结果发生时，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所发生的结果就是行为人的‘不作为’所致，而应当考虑法益基于何种原因（前行为）处于危险状态、程度，法益对行为人的依赖程度，行为人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大小，行为人的‘不作为’是不是造成结果的原因，是将结果归责于前行为合适，还是归责于‘不作为’合适，等等。（6）‘因逃逸致人死亡’属于交通肇事罪的一种加重情节，但根据《办理交通案件解释》，其前提是行为人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而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被害人受伤害（基本犯）。将指使司机逃逸因而导致被害人死亡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共犯，则缺乏基本犯这一前提条件。例如，甲使用暴力抢劫丙的财物，已经导致丙受伤害，也己取得财物。此时甲的朋友乙经过现场，指使甲尽快逃逸。甲逃逸后，丙因没有人救助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认定乙与甲构成抢劫罪的共犯。所以，要做到既否认过失的教唆犯与帮助犯，又赞成上述《办理交通案件解释》的规定，是比较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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