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姚丽事件的法律意义/陈朝晖(8)
由是观之，虽外国立法和中国旧律均有与犯罪分子进行英勇斗争的要求，但并没有“殊死斗争”之谓，相反，往往规定了“这样做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之前提，或“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的例外。建行大庆市分行制定的《安全责任书》中冠冕堂皇地提出：“发生事故和案件时，全体员工要与犯罪分子作殊死斗争，不惜一切保护好国家资产和财产安全，违者给以罚金、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资料来源于互联网 “羊城晚报”：《姚丽该被双开吗？》一文）。建行大庆分行的负责人们没有参考国内外相关的立法，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不需要考察立法的科学性，在其的思想观念中，作为“领导”当然有权做出命令，职员也只有服从的可能，无论其依据何在或合理与否。这一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版本：“古典礼仪版”名曰“口含天宪，言出即法”，“现代流氓版”名曰：“老子就是法，法就是老子”。这是与身份制社会如影随形的法律意识，比较起来似乎前者的伪善反而令人神往，至少还标榜对“善”的认同。
曾经有人把姚丽和11年前与歹徒搏斗的银行女职员“二兰”做比较，姚丽没有对英雄“二兰”之后获得的荣耀感到羡慕，只是说：“也许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我当时的处理已经竭尽全力了，那种情况搏斗也是徒劳。”被安排到北京工作的潘星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时回答：“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我觉得她那么做有她的道理，但是我的原则依然是：人在，钱在。我也有我的道理。”（资料来源于互联网“美亚新闻中心”钟鹭．《姚丽：不是英雄就是狗熊？》．）
个人可以为信念，为理想采取一种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态度，但从社会、国家制度看，却不能不以保障其社会成员的生命，维护他们正常的生存为其最优先的取向，除非出于保障更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例外考虑。从立法上而言，只能确立对“甘洒热血写春秋”的奖励制度，却不能确立对“紧急避险”的惩罚制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论语·宪问》）固然有重大的意义，却没有直接的作用，就意义与作用的取舍，法律应当为人们留下选择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非法学人士的民众，对此事件的评述以压倒性多数的意见支持了姚丽的做法。与此事件遥相呼应的是：2003年北京市教育局对一项实施了15年之久的《中、小学生守则》做了重新修订，删除了鼓励中小学生“敢于斗争”的内容，原有的遇到坏人坏事“敢于斗争”和“见义勇为”等字样被代之以“主动报告”、“遇有侵害，善于斗争”，学会“自救自护”等内容。国人法律意识的提升是20年思想解放的无形成果，值得欣喜和欣慰，同时，这也是法治国憧憬和民族生机之所在。而姚丽的不幸又在于，灭绝人性的“传统道德”仍然可以光明正大、大言不惭地大行其道，乃至被阴谋家们玩弄指尖，作为祸国殃民之利器。故此文化心理和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建设，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何时这类“吃人的礼教”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中国的现代化方现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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