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当代刑法新理念/赵长青(2)
（二）修订与完善刑法是适应同各种犯罪作斗争的需要。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随之而来的诸如证券犯罪，金融犯罪、发票犯罪、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经济诈欺犯罪、计算机犯罪、毒品犯罪、黑社会犯罪等各种新型犯罪不断发生，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受“宁粗勿密”思想的影响，过分强调了刑法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整个刑法分则只有１０３条，其中实际规定罪和刑的只有９７条，仅有１４０多个罪名，远远不能满足同各种犯罪作斗争的需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出现的各种新型经济犯罪和改革开放后辐射入境的外来犯罪，更是无法可依，无法定罪。
我国为了及时打击刑法中没有规定的犯罪行为和弥补原刑法规定的一些缺陷，立法机关经过调查研究，主要通过两种办法来解决。一是及时颁布对刑法的各种补充修改决定。从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０日颁布《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开始，到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０日颁布的《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为止，先后已颁布了２３个单行的特别刑法，补充、修改、增加了走私罪、骗取出口退税罪、组织他人卖淫罪等上百种罪名。二是在８０余种经济法规、行政法规、民事法规中规定了“依照”、“比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附属刑法规范达１３０余条之多。同时，还依据刑法第７９条规定的类推制度，对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进行了类推定罪量刑。
这种立法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及时打击了社会转轨变刑中各种实际的犯罪活动，有力地保障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社会效益是很好的。但这种立法方法也有其自身的缺陷，由于频繁地修改、补充刑法，严重地影响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刑法实施后的十多年内，就作了二十多次的修改补充，这在世界立法史上也是罕见的。同时，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总是不断变化，新型犯罪也总是不断产生，如果不用全面修订基本法来解决，而老是跟在新型犯罪的后面用“补充”、“修改”来解决，久而久之，便会“暄宾夺主”，造成刑事立法的混乱，影响法制建设。
在我们依法治国的国度里，依法惩罚犯罪的刑事立法最佳选择，显然不宜长期使用修改、补充的办法，而应采取全面修订刑法典的办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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