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严打”长效机制初探/曾五一

建立“严打”长效机制初探/曾五一
建立“严打”长效机制初探

江西省修水县公安局曾五一

自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国家提出“严打”方针并组织实施以来，“严打”作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惩治犯罪，维护治安的一项长期刑事政策，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走过了20个春秋，有力地打击了犯罪，促进和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功不可没，但每次“严打”斗争在取得短期性阶段效应后，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依然相当严峻。阶段性“严打”没有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20年来，“严打”的社会基础，“严打”的对象，“严打”的方式都发生有规律而跳跃变化，为了从根本上扭转社会治安，把“严打”作为一项长期的刑事政策，以江总书记“与时俱进”的思想为指导，建立严打的长效机制很有必要。
一、建立统一的“严打”思想理论体系
1983年的严打，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据当时的社会治安状态的发展趋势提出来的，当时我国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文革”十年沉积下来的社会矛盾凸显出来，刑事犯罪迅速飚升；90年代初期，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经济阵痛带来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犯罪象洪峰一样逐年上涨，特别是首都北京连续发生4起抢劫银行杀人案，于是党中央96年4月又一次作出了“严打”的重大部署；世纪之初，随着改革的深入，旧的经济体制不断被打破，而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济运行机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尚难健全，配套的法律制度也不完善，社会秩序混乱和有失规范现象比较严重，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引发刑事案件总量上升，危害增大。特别是在一些城市和乡村，恶势力称霸一方，作恶多端。有些地方的恶势力逐渐演变成为更具有破坏性和危害性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这些黑恶势力甚至染指基层政权，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于是，在2001年4月，中央召开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部署“严打”整治，期望在两年内实现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的目标。
“严打”方针的提出，根植于计划经济，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政治上由人治转为法治，社会关系由封闭的社会转为开放的社会，联产承包首先松动了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农民对田地的依附关系；政企分开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弱化了行政管理的凝聚力和控制力，单元楼群住宅兴起，淡化了居民互相约束监督的义务感，社区阵地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原来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不灵了。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时刻把握社会治安的脉博，随其跳动而作相应的改变，并提前作出预测施以对策，因此，要求我们以一种科学的具有长期指导作用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导我们进行严打的思想武器。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方略，是“严打”的理论基础。另外，“宽严相济”、“双基原则”（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也是“严打”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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