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对象之对象校正/胡配军(2)
第一、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可以扩大。社区矫正的非监禁特征表明，社区矫正对罪犯的人身自由只能予以适度限制，不能实现剥夺，也无法剥夺。因此，它只能适用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易于改造，且放在社会上服非监禁刑不致危害社会的罪犯。需要指出，在这些条件中，不是所有的条件都是必备条件，如罪行轻微是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但罪行较重或是严重者，具备后几项条件，也应当可以进行社区矫正，而后几项条件是必要条件，缺一不可。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条件适用上，主要是基于罪行比较轻微、或是罪行虽然严重，但经过改造证明确有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要求。可以由此作出这样的理解，罪行轻重本身不构成实施社区矫正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一前提没有问题的话，在适用刑种的选定上，就不应当局限于管制与剥夺政治权利。罚金刑、没收财产刑，这两种刑罚与剥夺政治权利同属于刑法上的附加刑，在独立适用时，都是针对的轻微犯罪，虽然剥夺政治权利具有过程性、持续性，而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都是瞬间刑、一般带有一次性（当然也可以分期间执行）。但剥夺政治权利与罚金刑、没收财产刑所要惩罚的都是具有犯罪性质的行为，而承受这类处罚的犯罪行为人在遭受惩罚的同时，刑罚只是对他过去的犯罪行为进行的标定，这种标定本身不能消除其犯罪心理与行为，需要通过教育改造，转化他们扭曲的个体心理，矫正他们不良的个人行为。因此，笔者建议将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纳入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范围。对于被单独处以附加刑的罪犯，其社区矫正的举措应当有所限制，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这类罪犯在社会上服刑，他们的人身是自由的，他们只对尊纪守法承担“接受监督”的义务，他们不能被强制组织参与社区务工。另外，一些过失犯罪，行为人自身的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轻、不可能再危害社会，将这类罪犯置于监狱服监禁刑，易造成行刑资源的浪费、改造过剩，不如将这类罪犯放在社会上进行社区矫正，能够实现刑罚的经济，节约行刑的成本。当然，这样做首先面临的是我国刑法的阻滞，对此，可以本着“轻轻重重”的刑罚思想，由专门机构对这类罪行的处罚进行内容的法律调整。
第二、暂予监外执行不应当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监外执行是我国行刑过程中的一项人道主义举措，它是对被判处有斯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因具有某种法定的情形而依法决定在监外执行刑罚的制度。它又包括罪犯尚未入监由法院依法批准的暂不收监——监外执行；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由监狱管理机关批准的监外执行。
在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中，暂予监外执行被纳入其中,让人对它的合适性有些疑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14条、<<监狱法>>的第17条、第25条有关规定，暂予监外执行主要是针对三种情形：一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二是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三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当这种情况下的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没有社会危险性时，且所判刑种符合法定要求，又不属于自伤自残情形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为什么要把监外执行罪犯作为社区矫正的对象？能够说得上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因为这时的罪犯不在监狱，而是走进了社会。但一般认为，这类罪犯走进社会，只具有形式意义，他们应当被视作在监狱服刑，他们的罪行可能比较严重，他们的悔改表现不一定就好，监外执行关没有强调对他们的悔改表现的要求。让他们走进社会，也是监狱的无可奈何。用社区矫正这种轻缓的刑罚执行方式来矫正他们的恶习，无法让人认同它的适当性。因为社区矫正虽然指向着非监禁刑罚对象，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所有的非监禁刑罚对象都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社区矫正不能含括非监禁刑。只有能够适用社区矫正、并且能够获得矫正成效的罪犯才可以被社区矫正。监外执行是一种暂时性变更刑罚执行方式的举措，从实际运用看，主要是保外就医，而其他两种情形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法律虚置，也就是说，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多数是因严重疾病而保外就医，这使得社区矫正在这部分人身上的作用是不方便的、有限的、暂时的，搞不好还会与监禁改造发生冲突，导致罪犯日后的无所适从。比较而言，社区矫正的重点应当在于矫正，而暂予监外执行目前迫切需要的是严格到位的管理。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笔者不认为他们可以成为社区矫正的对象，并不是说就可以放任他们，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是重刑犯，而确有悔改的表现尚未具有，因此，应当加强对他们的监管。对于他们的人身自由，尽管无法像在监狱那样完全剥夺，但也应当和社区矫正中限制被矫正人的人身自由有所区别，对他们的人身自由的限制在程度上应当有所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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