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外执行立法矛盾的解析/胡配军(4)
三、关于监外执行立法矛盾的协调
从刑罚走向的文明与人道而言，新刑诉法修改了旧刑诉法中关于无期徒刑罪犯可以被监外执行的规定，对监外执行作出了更加严格的限定，只规定了有期徒刑罪犯、拘役犯可以被监外执行，表面上看，这与刑罚的走向是相悖的。笔者认为，作出这样的限定可以理解为是在刑罚开始运作时的一种从严要求，“是出于交付执行过程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的考虑。（同上第137页）毕竟无期徒刑犯，多数都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极大的人身危险性，对他们在刑罚之初，采用监外执行，风险很大，客观上仍对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不能以对刑罚文明的追求牺牲对社会安全的保障。所以1996年对刑诉法的修改，从监外执行适用对象中取消了无期徒刑这一刑种，有一定的合理性。解决立法矛盾，只需对刑诉法第214条在“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之后，“下列情形之一的”的之前增加“在被正式交付执行刑罚前”，从时间上明确界定刑诉法所规定的监外执行是刑罚正式运作之前的活动。当然，刑诉法与监狱法的冲突，更多的问题是在监狱法部分，修改的重点应当是在监狱法部分。监狱法对监外执行的规定，不仅文字表述不够严谨，而且内容上也是前后矛盾。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得知，监狱法第17条所规定的监外执行，其实是针对监狱收监这项工作而言的，刑诉法第214条的规定，是针对监狱收监前的工作而言的，因此，鉴于一致的法律语境，在法律条文的表述上，监狱法第17条应当表述为“监狱应当对交付执行刑罚的罪犯进行身体检查。经检查，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不收监。”(其中去掉无期徒刑四字);监狱法第25条规定的是在监狱服刑过程中，罪犯的监外执行问题，它的内容应当表述为“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或被减为有期徒刑刑罚的罪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如果符合监外执行的法定情形，可以暂予监外执行。”这样，就通过对有期徒刑的动态性理解，使处在有期徒刑刑罚执行阶段的罪犯，不受刑诉法对监外执行对象的约束，都可以平等地获得监狱外执行的处遇。人类刑罚的目的不仅是要对罪犯通过惩罚进行正义报应，也要在对罪犯行刑过程中，实施教育矫正。不仅要通过刑罚的威慑防卫社会，也要通过刑罚的人道与文明保障包括罪犯在内的全休公民的应有权利。在罪犯权利保障上，尽可能地给予更多的罪犯人道的处遇，是刑罚文明的表征，我国1979制订年的刑事诉讼法及其他有关规定，规定了无期徒刑犯可以适用监外执行，而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对无期徒刑犯适用监外执行的可能，如果从防卫社会的角度，兼对它进行行刑阶段的限制，还能理解的话，那么监狱在整个行刑过程中，如果都依从新刑诉法的这一规定，则不仅在法律理论上不能成立；刑罚的人道与文明在这一问题上也会走向了倒退。监外执行需要考虑被执行对象的社会危险性,在刑罚之初,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的罪犯,其人身危险性不容置疑,应当规定这两类罪犯不得监外执行,但在行刑过程中,当这些罪犯被减为有期徒刑时,其社会危险性也随之降低,这时,对这些罪犯的社会危险性评价,应当使用有期徒刑的评价惊尺度,而不应当继续坚持量刑时的评价尺度,刑罚的变化体现了社会危险性的变化,否则就不能被减刑。当罪犯的社会危险性程度相同时,行刑活动中有利于罪犯权益的行刑处遇为什么不能根据同样的标准一视同仁呢?笔者觉得，在收监问题上，依从刑诉法的规定是可行的，也是应当的，但在行刑的过程中，依从这一规定并不可取，因为罪犯的刑期，从刑种上看，具有动态性特征，它不是一个一直不变的刑期，无期徒刑犯以及死缓犯被最终减为有期徒刑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在罪犯服刑的过程中，其实只有概念上的无期徒刑、死缓，没有真正的无期徒刑犯、死缓犯。当这些罪犯获得减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就是现实的有期徒刑罪犯，应被施予有期徒刑处遇、赋予其监外执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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