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职务犯罪侦查监督体系/韩德胜(2)
1、国家意志性。一项被实践证明的良性制度其最终走向莫过于被国家承认并上升为国家意志。现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仅仅是高检院的一项单项规定，难以形成全社会的共识。笔者呼吁检察机关高层领导应将其纳入立法建议计划中去。如《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增加人民监督员制度相应的规定。
2、监督范围的前移性。现行《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十条明确了监督的三类工作：逮捕（指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拟撤销案件和拟不起诉案件，对这三类案件由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无可争议。但笔者认为还应补充二项内容：初查后拟不立案案件，立案后实施了涉及犯罪嫌疑人财产权利的侦查行为（如扣押、查询、冻结等），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案件。
3、操作规程的规范性。人民监督员行使监督权同样也存在规范性问题。《规定》的设计还应进一步完善：一是要保证监督者的相对独立性。《规定》第六条“人民监督员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征得本人同意，由检察长颁发证书”，其内容不符合相对独立性原则，它没有排除检察干警担任人民监督员的可能性，由检察长颁发证书，又陷入“让谁监督由我决定”的怪圈。针对这一点，笔者设想：一是监督的主体由人大从具有选举权，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的公民中随机产生，且严格回避制，并由人大决定；二是监督方式的平等性。对逮捕案件采用事后监督，而对不起诉和撤销案件采用事中参与同步监督，针对嫌疑人来说逮捕案件监督多了一次权利保障，而撤案和不诉案则又多了一项权利保障限制。因而应当予以统一，均要用事后监督。三是经费保障社会性。现行人民监督员相关经费由检察机关支付，其弊端显而易见。笔者建议此项经费应由财政单列，纳入人大经费系列。
（三）抗辩行为全程化。现代诉讼制度要求控、辩、审三方在地位相对均衡状态下，由正当程序予以保障来尽可能地发现案件的真实。检察机关有义务保证其抗辩权在侦查过程乃至诉讼过程得以实现。
1、沉默权限制使用。基于米兰达忠告而产生的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权利，而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是侦查机关应尽的义务。就职务犯罪独有的特点上分析，笔者认为既要赋予犯罪嫌疑人相应的沉默权，又要让其行使沉默权有必要的限制。笔者设想，针对职务犯罪，沉默权的限制应在这些范围内：一是只有言词证据才能反映该罪状本质的相关罪行不得沉默，如索贿行为的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令工人冒险作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等；二是有证据证明案发时其在犯罪现场并有犯罪嫌疑；三是在组织犯罪中，有证据证明其在该组织属重要成员；四是基于相同的行为已被刑事处罚，上述四类人员不享有沉默权，其他犯罪嫌疑人一旦选择沉默权则意味着同样放弃申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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