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的法律相对论/王春峰(3)
中国在预防和惩处职务犯罪方面的制度存在很多缺陷。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制度严重缺乏，没有严格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而对惩处职务犯罪方面的规定则过于严格，现在的制度把预防职务犯罪的希望放在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的威慑性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干部的腐败问题也日渐严重，已经从经济领域发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事、司法、教育、医疗、部队、媒体，凡是存在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人们已经无法找到哪一个领域还是纯洁的。
在很多时候，人们已经把办事就要送礼看作是很正常的情况。要从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中间找到一个从没有喝过别人一口水，没有吸过别人一支烟的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有，他周围的人一定会觉得这个人有点不正常。这不能说所有手里有权的人都是坏人，实际上这其中有很多人也很善良，也很有正义感，也有很多人是乐于助人的，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像其他人一样痛恨腐败现象。如果要用绝对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没有人是称职的，但是如果用一个符合实际的标准，我们会看到，干部中间的主流也和所有其他人一样是好的。
这个符合实际的标准就是，分析某个干部善恶的时候，除了要考虑他做了什么，还要考虑到现实的制度的因素，还有人的本性的因素。人是有本性的，每个人都会有追求物质的或非物质方面满足的欲望，这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推动力，也是生物之与死物的天然存在的区别。但是，我们现在的制度却没有考虑人的本性中天然存在的欲望。不用制度正确约束人的欲望，而在道德上要求人们都能够排除欲望的引诱，在法律上对人自然存在的欲望给予打击，这样起不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就像要水朝哪个方向流一样，只有用高低的落差辅以堤堰的引导才能做到，不遵从客观规律是达不到目的的。只有承认人的本性中自然存在的欲望，给以适当的约束和引导，才能使人的欲望发挥积极的有益的作用。就像鲧和大禹治水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靠围堵治服不了洪水，用疏导才能让洪水听命于人。鲧的失败不在于他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也不在于他没有足够的决心，而是他没有按照客观规律使用正确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只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按照我们的意愿改造客观世界。
这一不完善的制度的结果就是，虽然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枪毙的腐败干部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但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我们的干部真得就有这么坏吗？坏到唯利是图，连死都不怕？当然不是，他们和所有其他人有一样的喜怒哀乐，也有一样的本性，也和所有人一样，绝大多数人的本性中善良是多于邪恶的。如果某个干部在腐败的过程中是相对被动的，他和与他处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地位的人相比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们就不能说这个干部就有多么坏。如果在我们的社会中处于某种地位的人在我们的眼里大都是罪恶的，那么我们不能说这些人的本性都是罪恶的，只能说他们的罪恶是我们的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罪恶”在一个社会中只应当适用于极个别成员，如果这个比例超出了“极少数”的范围，那就不是个人的罪恶了。在一个缺乏监督和制约的制度下，在人们的本性还有欲望、思想境界还不能达到无私的程度时，某些犯罪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这只能被称为制度之罪，而不能简单的归为人之罪。加上中国的制度缺乏透明性，没有对所有的实施公务行为的程序都公开，没有对所有掌握重权的人的财产状况公开，没有普遍而有效的审计制度，这使得现在对职务犯罪的查处，简直就是随手一抓，逮谁是谁，结果有些犯小错的被惩处了，犯大错的倒没事，这也使刑罚对预防犯罪的作用被严重地削弱了。再考虑到纪检部门也会存在的腐败问题，可能会不以罪行轻重作为查处的依据，那么现有的对预防和惩处职务犯罪的制度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就相当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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