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王耀世
关于集资诈骗罪的死刑思考
王耀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一百九十四条、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就意味着刑法199条将集资诈骗罪列入可适用死刑的范围，从立法上赋予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处罚权。但关于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是否合理问题，存在着不少争论。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问题进行探讨。
1、集资诈骗罪死刑刑罚的立法由来
在原79刑法中，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这在当时我国金融领域犯罪较少的情况下，立法考虑是适当的，也是同国际刑事立法惯例相近的。但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确立和金融市场的逐步发达，金融领域犯罪，尤其是集资诈骗犯罪日益猖獗。因此在1995年，针对我国金融领域犯罪突出，危害严重的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起草出台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草案。在此草案中，只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伪造货币罪将原刑法规定的最高法定刑由无期徒刑提高到死刑，而当时对集资诈骗罪的最高法定刑，规定为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1）而在进一步征求《决定》草案的意见时，有的委员、地方和单位提出，当前一些犯罪分子以集资为名，在社会上进行集资诈骗，并将骗得的巨款卷逃、挥霍的犯罪情况较为突出，这类犯罪活动严重破坏金融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故建议对《决定》草案中的集资诈骗罪增设死刑。（2）此举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注，最终在八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在通过《决定》时，接纳了上述意见，将集资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列为死刑。而97刑法在修订时，则在“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3）的原则指导下，对集资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继承了死刑规定。
2、集资诈骗罪规定死刑立法适用的争论
97刑法保留对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处罚，对此理论界颇有争议。粗计共有以下观点和理由：一是认为从刑法单列集资诈骗罪，并不必然导致死刑的适用。这种观点主要认为刑法将集资诈骗罪从诈骗类罪中分立出来，是强调对此类犯罪打击重点的突出，这本身就已说明了刑事立法对集资诈骗犯罪的重视，但这种重视不能必然的导致死刑的适用；二是认为集资诈骗罪诈骗数额和损失与死刑适用并不罪刑相当，其理由是刑事立法不能受唯数额论的影响，这样规定和刑法总则第48条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规定相矛盾；三是认为集资诈骗罪中的被害人也就是被骗者有过错，设置死刑大可不必。这种观点的理由是集资诈骗的得逞与被骗者自身的过错有关，这也符合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一般不对犯罪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司法惯例；四是认为集资诈骗罪死刑的适用与轻刑化，尤其是金融领域内犯罪的轻刑化、非犯罪化的世界潮流相抵触。上述观点均有其各自一定的合理性，但对集资诈骗罪现阶段保留死刑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上，笔者不敢苟同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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