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首例工会主席被炒案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余小林(2)
然而，2001年修改的《劳动法》第17条规定：“基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任职之日起，其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延长期限相当于其任职期间；非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于任期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任期期满。”但有个例外，即工会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在任职期间个人存在严重过失或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企业可以解除、终止与其的劳动合同。这一规定强制保护了工会主席、副主席以及委员的任职，同时也是对工会和企业之间平等、并行的关系的保护，体现了法律对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限制。
《工会法》第18条中所谓的“任职期间个人严重过失”，指的是工会干部在企业经营工作岗位上的工作出现严重过失，而非其在工会日常工作中的过失。工会干部如果在工会工作中出现失误，应该通过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等民主形式追究责任，企业没有权利查收工会内部事务。如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如果不合格，应通过原选举他为代表的选区或选民决定罢免。
在企业解除与工会干部的劳动合同问题上，《劳动法》与《工会法》出现了交叉，在究竟应该依据哪一门法律出现了争议，这是一个典型的法律冲突问题。根据有关法理学原理，发生法律冲突时，应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殊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加以解决。针对这起工会主席被炒案，有知名教授通过媒体表示：“《劳动法》与《工会法》即非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又非特殊法和普通法的关系，不存在一部法的规定高于另一部法的问题。”两部法律作为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处于同一法律位阶，并非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这一点笔者表示赞同。由于两部法律并非前后相承，也不适用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但是，两部法律就解除劳动合同问题做出了不同的规定，应属于特殊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其中，《劳动法》是普通法，《工会法》是特殊法。对于这类解除工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劳动合同的案件，应当然地适用《工会法》的规定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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