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救济程序之缺陷与重构/徐纯志(2)
两审终审与再审的逻辑矛盾纠缠
建国初期，我国之所以未采世界通行的三审终审，独标一帜，实行两审终审，主要理由据说是审级太多，易为一些不良之徒所用，缠讼不休。 同时亦基于我国的国情考虑，我国地域广阔，很多地方交通不发达，多审级会给当事人双方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巨大浪费。实行两审终审绝大部分案件可在当事人辖区解决，一方面可以方便诉讼，减少讼累；另一方面，也便于高级法院或最高法院摆脱审判具体案件的负担，从而集中精力搞好审判业务的指导、监督。 另一个原因是前苏联司法制度的影响。作为这样理想化的制度设计，让案件在经过两审后就了结，既经济又快捷。但又考虑到我国法律发展起步晚，法律规定粗简，法官职业化水平不高，客观上难免办错案，同时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价值取向影响下，追求实体的绝对公正成了诉讼的最终目的和诉讼公正的最终价值评判标准。为了对生效的错误裁判加以纠正和补救，又专设了再审程序来加以弥补两审终审的不足。由于再审程序设计的极不完善，提起再审的主体多，法定事由多而模糊，难以把握，再审程序被频繁启动，两审终审已名存实亡，事实已走上了极不规范的三审终审，甚至多审而难终。一方面法律上明文规定两审终审的法律原则，而实践中又允许由再审而提起的三审、四审，甚至多审 ，其后果不但不经济，反而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同时亦耗费了大量的审判资源，最为严重的后果是使生效裁判长期处于“未生效”的不稳定状态，极大损害了终审裁判的既判力，损害了司法裁判的权威。再审程序设置的目的是纠错，但有的案件再审后还要再再审，甚至多次再审，后一再审又不断否定前一再审，再审成了没有尽头的路；无限再审和无序再审使最终的公正和效率根本无法预测和评估；使纠纷解决机制变成一个望不到尽头的诉讼海洋。
二审法院法官成了法律帝王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案件一般由基层法院一审，中级法院二审即终止。大量的民事案件一审在基层法院，终审在中级法院。由中级法院一审、高级法院终审或者高级法院一审、最高法院终审的民事案件凤毛麟角。中级法院属于级别较低的法院，法官的业务水平、办案能力以及对法律的理解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现行的两审终审制却使二审数以万计的法官成了口含天宪、说一不二的法律帝王。众口难调的结果是同类性质的纠纷，在不同的中级法院获得了截然相反的判词。 难怪偶尔看到新闻媒体上载出大至相同案情的案件不同的法院却得出不同的判决结果。大致相同案情的案件在不同的中级法院得出不同的裁判结果，给当事人及大众造成一个错觉—法制的不统一或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或是法官徇私裁判，其后果是严重影响了裁判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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