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犯罪的新态势与推定对策/李伟迪

受贿犯罪的新态势与推定对策/李伟迪
受贿犯罪的新态势与推定对策

李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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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已经成为新时期受贿犯罪的稳定形式。因为检察机关很难证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此类犯罪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其多米诺骨效应，与受贿的“高压”、“高发”有直接关系。针对此类犯罪，笔者主张，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共同受贿的故意时，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亲属收受财物的事实，请托人与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当证明力反证的除外。
关键词国家工作人员亲属共同受贿故意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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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正义网“贪官档案”公布的贪官中,国家工作人员（下称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比例为81％；浙江和山东等纪检部门向新闻界披露，夫妻联手作案率高达90％以上；湖南省近三年发生13件厅级干部受贿大案,其中12件是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受贿金额少则几百万元，高则达二千多万元。官员与亲属勾结受贿，以前也有，国外也有，但高达90％的比例，是近年受贿犯罪的主要特征。亲属参与工作人员的受贿，已经成为受贿的主要形式。此类受贿的手法是，由工作人员负责为行贿人办事，亲属负责收受贿赂，如果案发，工作人员坚决不承认知道亲属收受之事，声称没有受贿故意。受贿人之间因为有亲属关系，便于形成分工受贿的意图；外界对受贿人之间受贿意图的形成和存在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知道；在接受侦查讯问中，亲属基于利益的关联性，一般只承认自己收受了财物，不会承认将收受之事告知了工作人员。许某某案就是典型，中纪委、最高检、浙江高检，都将许某某案定性为受贿和滥用职权嫌疑，但宁波市检仅以滥用职权罪起诉，因为无法证明许某某对自己的妻儿收受他人700万元财物的明知。因此，纪检检察很难取得共同受贿故意存在的证据，虽有行贿人证言、贿赂物证、公务关系证据，但无法满足受贿罪的认定条件。靠“心理战”等侦查技巧取得证据，不能有效地揭露、制裁和预防受贿犯罪，因此犯罪嫌疑人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据湖南省某检察院统计，判决有罪案只占受贿举报数的0.89％，而举报数仅是怀疑数的极小部分。从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角度看，反贿的法律已经异化成受贿的诱饵。此类受贿的高成功率，已经成为受贿的催化剂，与受贿的“高压”、“高发”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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