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与律师：对手而非“冤家”/杨涛(2)
检察官和律师并非没有关系密切的。一些情形发生在检察院主动请律师来为自己“挑错”帮助改善工作，诸如请律师进入“专家咨询委员会”等等；另一情形便是发生当检察机关握有诉讼程序处理权时，如不批准逮捕、不起诉，一些不法律师与检察官勾兑，利益共享。
有趣的是，由检察官启动的对律师进行刑事追诉情形居多，而同为打击犯罪的一方公安机关启动追诉却较少。这大概是一方面因为检察官和律师面对面直接发生的激烈的对抗，诉讼成败直接关系检察官的工作业绩，另一方面，检察官直接侦查的贪污受贿案件对于被告人的口供信赖更强，一旦律师介入后被告人翻供，检察机关的证据系统就面临崩溃。
从理论上讲，尽管检察官和律师这对孪生儿似乎天生是对手，但并非不可调和的“冤家”。因为，检察官不简单等同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他不能仅仅以追求胜诉为目的，而是负有“客观性公正”的义务，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也要收集无罪证据，因而就不能视律师为“冤家对头”。而律师也不能为追求胜诉而不择手段，律师不仅要遵守法律的底线而且也要做社会良心的代言人，从追求正义的角度，其实检察官和律师是一家人。
在我看来，不让对手成为“冤家”，要开的第一个处方当是制约检察官的公权力，让检察官的公权与律师的权利达到平衡，让律师在法庭上检察官真正平等对抗，实现“控辩平衡”。前不久，检察机关出台了保障律师权利的一些规定，我不否定，这些规定有积极的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实现律师的权利，但是单单指望这些规定来保障律师权利未免显得幼稚，因为这只是检察官的自上而下的监督而已，本质上也就是一种自律。由“对手”来保障自己的权利，我不知道是律师的福音还是悲哀。事实上，律师权利要由法律来保障，要中立者来保障，比如赋与律师的比较完整的调查权，一定意义上的豁免权，比如律师权利受到检察官不当限制时，请求法官裁决的权利等等。
第二个处方是要加强律师们的自律和对律师的外部监督。律师要把尊重客观事实，不毁灭、仿造证据当作自己的职业底线，不利于当事人的事实，律师不能泄露，但没有的事情，律师万万不能编造，这才能改变一些律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唯利是图、蝇营苟且的形象，也不至于触动法律的“雷区”，遭受法律的制裁。
最后一个处方，在我看来，对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帮助毁灭、仿造证据”等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妨设立一个中立的机构来进行调查、侦查。以往，对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这一类犯罪行为是由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由公安机关侦查，但是并没有强有力制约检察机关的一些滥用公权打击报复的行为。因为公安机关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属于“控方”的范畴，诉讼的成败与其也有密切关系，就是在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因为检察机关有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职能，也能让较轻易地启动对律师的侦查程序。因而，在诉讼中对立的双方引入另外一个机构对律师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调查、侦查，能更大程度上做到中立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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