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从一件特殊的离婚争养子女纠纷案谈起/刘京柱(6)
由于人工生育技术可将生育与婚姻分离，未婚女子能否利用生育技术生育？未婚女子因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出生的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认定？否定论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正常的家庭解体，社会又回到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混沌状态，故生育技术应仅限于已婚女子；肯定论者认为，生育是宪法权利，既然未婚女子可以领养子女抚养，则那些不想结婚的女子也有权利用生育技术生育自己的孩子。至于孩子的法律地位，应视为非婚生子女。孙国祥认为，生育固然是个人的权利，但生育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生育上的绝对自由主义只会给人类带来自身的灾难，相应的社会干涉是必要的。国家应通过法律把现阶段的生育技术局限于已婚夫妇的范围内。⑩笔者同意孙先生的观点，《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强调的是夫妻双方计划生育的义务，未明确规定公民个人的生育权。2001年12月29日通过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生育权。而199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明确规定了妇女的生育权。而2002年9月27日通过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是全国首个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明文规定未婚女子采用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子女的立法例。对该立法例，吉林省政府法制办的张满良处长称：“在这个多元化时代，有人选择终生独身，按以前的规定，他们的生育权就被剥夺了，这是不公平的，立法应该在尊重社会现实发展的基础上，尽量体现出公平合理。” ⑾全国妇联社会活动处的刘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项法律的制定是对妇女权利的保护。”“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妇女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妇女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已经得到了法律的充分保障。吉林省‘非婚生育’这项法规的出台虽说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毕竟是体现了社会的进步，‘非婚妈妈’和他们的孩子有了法律的保障，权利义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是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有利补充，他基本适用于中国国情。”⑿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生育固然是一种个人的权利，但生育毕竟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权利具有相对性，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有相应的义务或责任，也即“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原则。更何况，如果允许适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通过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却不允许适龄但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男子也有该权利，是否构成对男子生育权的歧视？通过该种方式生育的子女生活成长在单亲家庭中，很难说有利于其正常健康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是否侵害了该子女选择过完整家庭生活(拥有生物父亲或社会父亲)的权利？因此，针对生育权，相应的社会干涉还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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