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慎罚”观念的高扬——包拯法律思想述评之一/敬元沭(3)
赏罚不滥、中正执法是包拯基本的执法观，亦是他力行实践的重要方面。本来，《吕刑》提及的“中”或“中正”就本作“公正”和“适度”解，包拯对此意作了偏重于司法实践的进一步发挥。首先，他主张赏罚要适度，做到不过不滥，他指出：“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虽过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上殿札子》）。在这里，他强调一个“当”字，这是针对当时朝廷经常滥赏重罚、赏罚不当而言的。嘉（礻右）三年，他鉴于当时宫中内侍过多、优崇过份的状况，特上疏请求裁抑。疏云：“臣伏（者见）先朝实录，窃见真宗皇帝因对辅臣言及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蟊政害物，朕常深以为戒，至于班秩赐与，不使过分，有过未矜贷，此辈常以畏惧。’……臣窃见近年内臣禄秩权任，优崇稍过，恐非所以保全之也。以陛下英明神断，有罪必罚，此辈或不敢为大过。”（《论内臣事》）在他看来，对有功者的赐赏如过分，就会减低激奋之功；对获罪者的罚惩若过滥，亦会失去警诫之效。赏德罚罪只有持中适度，方可使群臣百姓“立功乐于自奋”，惧法而不敢逾矩。而这持中适度的把握，便是执法者的“治道”所在。其次，包拯特别强调中正执法，尤其主张对贵族、官吏违法犯禁严惩不贷。虽然要求执法中正的始作俑者并非包拯，但他对此的高扬却有着特定的时代内涵。当时，“刑不上大夫”观念的普遍存在和许多官吏的相互庇荫，造成的是封建政治的极端腐败和官民在法律上极度的不平等。对草芥平民的动辄问罪，滥施酷刑使得冤狱遍于国，冤民号于野，而那些“贪猥之徒”却“巧图财利，冒犯禁宪”（《请重断张可久》），逼民沦为“盗贼”，严重地危及了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此，包拯强烈主张要用法律手段去抑制宦官贵戚的特权，严惩贪官污吏：“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乞不用赃吏》），他还视此为治国的根本：“善为国者，必务去民之蟊，则俗阜而财丰，若蟊原不除，治道从何而兴哉！”（《请置鹿皮道者》）实践中他不惧权贵，执法如山，即使是仁宗出面执意庇护的张尧佐，他亦再三弹劾，终将罢官，表现出他道不从君的凌然气节。由此见，包拯力主中正执法，包涵着丰富的时代内容：要求力矫政治的黑暗、力除官场的腐败、力整吏官的混乱、力伸封建正义，以安定民心，发展生产，强壮国力，抵御外侮，挽回当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颓势，实现建立在封建人伦秩序基础上的理想社会，恢复封建社会上升时期那种昂扬勃郁的社会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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