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马飞(7)
（一）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育起点是封建的自然经济。而且，从封建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是通过所有权的彻底私有化完成的。作为资本主义法制基本内容的财产法、契约法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起点是计划经济。而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进行的。由于公有制主要通过国家所有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产权关系的一方是享有行政权力的国家，其法律调控的方式，程序显然不同于私有制。
（二）在西方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市场本身，即商人和市民阶层。所谓市场经济的法律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商人和市民阶层的利益要求。商人和市民阶层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进入市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不断扩大市场的规模，并且力图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利益，解决随市场扩张而日益增多的纠纷。在市场经济发育守稆商人不仅形成了商业习惯法，而且建立了自己的法庭。可是，商人和市民阶层不仅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启动力量，而且他们的法律活动直接推动了法律的发展。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直接来自于国家，即政府。这一点无疑是影响市场主体法律要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由于缺乏独立于中央集权政府的“第三等级”，商人即无动机也没有机会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发展自己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实行了高度集中控制的计划经济，商人作为一个独立阶层基本消失，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完全丧失了独立经营的法律资格和能力。如果说在西欧封建自然经济中商人和市民阶层还可以有机会生成并逐步发展为启动市场经济的独立力量的话，那么，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任何来自于社会自身的启动高层经济的力量都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因此，当中国社会面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大扶择时，却由于缺乏真正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而显得底气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启动力量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了。
由于市场之外的力量——国家来启动市场经济，从几方面影响了这一进程的法律要求：首先，法律要求受到市场主体状况的制约。西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是在市场主体力量已相当强大之后出现的，前提在于市场主体必须有足够的力量和法律要求对国家干预进行控制。而我的市场主体从一开始就不得不由国家来培育。这一方式本身就限制了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发展。企业自身不具备充分的条件参与市场竞争，它们或者依赖于政府的行政优惠，或者采取投机冒险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还未形成自觉的法律求。其次，产生法律要求的利益主体在定意义上与其说是市场主体，不如说是政府。有些法律要求从名义上来看，似乎是以市场主体利益为基点，实现上是以国家或某个政府部门利益为基点的。可说，在独立的行为合法化的市场主体形成之前，很难产生真正体现市场主体利益的法律要求。再次，市场主体的法律要求在很大程度不是由市场主体自身行动而是依靠政府的行政行为来实现的。“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核心是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而落实自主权的关键又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一流行的公式充分说明了政府对市场主体法律要求实现程度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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