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民事诉讼证据调查令制度之设想/江舟

建立民事诉讼证据调查令制度之设想/江舟
建立民事诉讼证据调查令制度之设想

江舟姚勇

一、民事诉讼中，关于证据调查收集存在的三大矛盾冲突
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的司法解释实施。该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三种情形，从而规范了人民法院接受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若干问题，但在整个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三方面的矛盾冲突：
矛盾一：当事人举证义务的强化与调查、收集证据权利普遍受到限制之间的矛盾
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到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进而再到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定》，由“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调查和收集证据”到“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的核心一步步得以确立。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进一步得到强化，实现了由片面追求“客观真实”到“证据真实”的转化。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必须就这一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不能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的，其请求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然而，在我们一步步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确立起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同时，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却仍停滞在原地未有相应的发展。纵观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定》，均未见条文赋予律师享有直接对有关单位和个人（证据的持有人）进行调查证据、收集材料的权利。虽然《律师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 以试图通过这一规定为律师设定更为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利，但这显然带有《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利的痕迹。且这一目的在实践中尚不可能得到实现。《刑事诉讼法》为了抗衡公诉方所享有的调查取证权，规定了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以期达到程序上的一种衡平。即便是这一权利，也仅仅是形式上的，必须以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为条件。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则更不用说了。
矛盾二：案外第三人的作证义务与其享有的自由及负有的业务上的保密义务之间的冲突
《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将作证义务作为一项法定义务进行了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但同时案外知情第三人作为独立的权利义务主体，当然的享有法律赋予的安定、自由的权利，或者负有基于其职业或业务的要求所产生的保密义务。在这两种权利义务之间形成冲突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两者之间的衡平原则。案外第三人任意履行其中一项义务时，也将遭至其所负另一义务带来的遣责和不利益。而根据我国的《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的有关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有对其知悉的当事人商业秘密和隐私进行保密的义务，但对知悉的案外第三人的商业秘密和隐私并不负有这种保密义务。案外知情的第三人在两者发生冲突时更无从在所负两种义务之间作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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