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民事诉讼证据调查令制度之设想/江舟(2)
矛盾三：法官的居中裁判与接受申请调查取证之间的冲突
法官是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享有者和执行者，审判的目的和宗旨是通过公正的审判活动维护法律的威严，确保国家机器运行的顺畅。这就决定了法官在审判活动地位的超然性和中立性，尤其是私法领域的民事诉讼。法官在诉讼中的地位应当始终是被动的，而绝不该主动介入当事人的纠纷，否则法官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丧失其超然的中立地位，从而司法的公正性也将受到质疑。
于此同时，法官若一直保持着他的超然和中立，不考虑我国地区差异大、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完全依赖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势必会导致诉讼双方攻击和防御机会的失衡，其结果很可能导致“证据真实”与“客观真实”相去甚远。为了保障“证据真实”最大限度的接近“客观事实”，《证据规定》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这样又势必在一定程度上由法官的先期介入诉讼，导致法官心证的过早形成，法官居中裁判的中立必然遭受质疑。
二、构建民事诉讼证据调查令制度的意义
如何解决这三个矛盾的对立冲突，笔者认为，实行证据调查令制度不失为可行之举。理由：
第一，有利于当事人顺利完成举证责任，使当事人之间的攻防趋于平衡。民事诉讼是基于当事人私权利益进行的司法程序活动。从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到《证据规定》司法解释的出台，无不体现了国家对私权领域的干预力越来越弱，而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要求却不断得到强化。当事人和律师调查能力的不足却无法使这一改革得以进行和继续。证据调查令制度的实施势必会使那些陷入纠纷的当事人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弥补了律师调查能力的不足，降低了当事人因举证不能/不足所产生的败诉风险。从私权领域来看，个人来讲是其合法权利的最佳保护者，实施证据调查令制度，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真正交还给当事人，必然促使当事人更快、更好的完成举证，使原、被告双方的攻防更趋激烈。同时法院调查取证的压力减轻，审判投入减少，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益得以提高。
第二、有助于解决法官到法院外调查收集证据所带来的尴尬局面。《证据规定》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官接受当事人的证据调查申请，到法院外向知情案外第三人收集证据必然受到先见的影响，从而无法完全保障审判的公正性。而另一角度分析，法官所行使和享有的是审判权力，表现为通过对庭审中所展示的证据进行调查或采取相应措施（如鉴定、勘验等），进而作出裁判，如若法官大量接受当事人的申请到法院外调查收集证据，则有将审判权力与其他专门机关为履行侦查、起诉职能而享有和行使的调查收集证据的行政/司法行政权力相混淆的嫌疑。证据调查令作为法院依据自己的职能出具的生效的一种法律文书，是法院依据司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向诉讼外的第三人发出的提交证据的命令，而并非站在某一方当事人的立场上为完成其举证责任而提供的帮助。因此证据调查令制度的实施，可以确保法官的中立地位，保障司法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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