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我”的法治/姚建宗

有“我”的法治/姚建宗

有“我”的法治

检察日报2000年03月29日
　　我们信奉并践行法治，是因为法治乃是迄今为止相对来说更加符
合人的本性和需求的较好的规范性制度安排，法治之下的生活是相对
比较合理、比较有意义的生活。因而在法治之下生活的人们基本上都
认可、接受这种生活，并小心谨慎地维护着这种生活，他们倡导并践
行在秩序稳定的和平环境中通过渐进的改良或改革来改善目前的生活
状况。由此可见，法治一直是“低调”而“现实”的。
　　然而，信奉法治并愿意在法治之下生活的人又并非是没有未来生
活计划的人，只不过他们认为理想的实现必须始于当前的足下，理想
的完成需要漫长的时间，更需要脚踏实地的不断努力，所以他们把理
想分解为一定的片断，从一个个小片断的实现之中最终向理想靠近。
因此，他们反对试图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或者全然不顾自身的历史
与现实条件的情况下践行“乌托邦”理想的蓝图，“现实”的法治是
根本拒绝“乌托邦”的。正因为如此，法治才特别关注对人们的现实
生活、尤其对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的充分而有效的保护。
　　正是真实的、独立自主的、平等且自我负责的个人构成了法治的
真正的主体基础。这也说明，真正的法治必定是立足于真实的有“我”
的法治，基于此，才会有法治对“他”、对“社会”、对“国家（政
府）”的规范性制度安排。
　　因此，法治坚持以真实的个人及其生存、发展与完善的正当需求
优先。这与人既有利己的本性又有利他的本性而利己本性是其人性基
础的事实是一致的。正如爱因·兰德所反复强调的，如果社会是以放
弃个体生命为代价的话，这种社会对人类生活就毫无价值，国家（政
府）之唯一合适的道德目的在于保护人的权利。对个人及其权利和自
由的保护正是法治的根本宗旨，也是法治之下的一切社会政治制度、
组织与机构设置的正当根据与充分理由。这样，对待真实的个人及其
权利的态度也就成了区分法治与非法治的关键：在非法治之下，所有
的制度“都把人作为他人目的的可牺牲工具，而社会本身就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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