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是否继续适用/石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是否继续适用/石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否继续适用

石玥

内容提要：
本文分别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法性、实效性和逻辑性三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剖析和质疑，并从治标和治本两方面对新时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重塑提出了立法建议，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坦白、抗拒、沉默权、选择权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中国早已是妇孺皆知，曾几何时，这一刑事政策的出台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司法理念的革新和法治的不断完善，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不久前召开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载入宪法，于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被推到前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存续已久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质疑逐渐凸现。
一、几点置疑
（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法性”
所谓“坦白”，通常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其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或有关组织发现后，在被传唤、讯问时，或者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或是法庭审理过程中，如实交代其所犯罪行的行为。“从宽”顾名思义，应当是量刑时的宽大处理，具体应当包括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三种情况。所谓“抗拒”，系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如实回答司法机关或有关组织的讯问，采取不予配合的态度，它包含不坦白和假坦白两种情形。“从严”即为从重、加重处罚。
根据我国新刑法就量刑问题的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情节、犯罪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论处。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法原则中普遍推行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纵观我国的刑法总则，对量刑规定的条款主要在第四章，其中明确规定将自首和立功作为法定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从而形成了健全的“自首立功制度”。但是该章节并未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坦白亦或是抗拒）明确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故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能将其列入酌定情节予以考虑，由于新刑法修改了原刑法59条第二款的规定，取消了一般法院酌定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权力（除非因案件特殊情况，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自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便成了一句空话，既然现行的刑事法规中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出发，“从宽”和“从严”都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合法性”。
（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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