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是否继续适用/石玥(4)
由于自首与坦白同样以向司法机关交待犯罪事实为其基本内容，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在其交待犯罪事实的主动性上，由于自首者具有的更为积极的态度和作用，一般情况下可以从宽幅度大一些，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坦白者的从宽处理。正是由于坦白者在主动性上存在的欠缺，笔者认为对坦白者的从宽处理也应有一定的限度，与自首从宽应有所区别。即对与能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坦白者给予在法定刑范围以内的从轻处理，而不能享有减轻处罚的权利。
㈢明确规定对“假坦白”作为量刑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承前所述，我们已经肯定了“赋予并应当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观点，即立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允许其自由选择“不坦白”，但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行使沉默权，就应当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不得以虚构的事实情节进行欺骗以规避法律的制裁。既然国家用立法的形式明确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选择权，给予了对其基本人权的保障，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应当对等的尊重国家的法制，要么明示将保持沉默，否则就意味着愿意接受讯问并如实回答。法律赋予当事人的这种选择权是非此即彼的。也就是说当事人故意编造假口供应当是被法律所禁止的，而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假坦白行为作为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是对坦白从轻政策的必要补充。
实质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种“假坦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原犯罪行以外的另一个恶劣情节，其实质是误导了司法工作人员，无形中增加了诉讼成本，还可能导致其他一系列相关的不良影响。但从定性的角度来看，如果该行为只能作为一个应当加重处罚的情节，而并没有构成新的犯罪，依据罪刑法定的原则，笔者以为只应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给予从重处罚，不宜加重法定刑。
（四）在证据制度上实现转轨
如果说立法来赋予当事人选择权是在治标，那么改革证据制度就是“治本”。由于案件证据现实存在的有限性以及这些证据暴露程度的有限性，加之我们侦查、调查能力的局限，在证据裁判主义要求依据充分证据定案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交代（即国外诉讼法称为内部证据）是案件定案证据中的基本的甚至最关键的组成部分。我国要从“重口供”到“重证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在立法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中已经提到，仅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不能定罪，没有口供，但有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有罪。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口供一度成为“证据之王”，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被广泛运用于司法领域，我们的办案方式也将向多元化发展，从各个角度收集不同形式的证据，注重证据的相关性和真实性，不在囿于言辞证据的羁绊。重视外部证据的收集和证据规则的运用，应当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真正得到贯彻和落实。前不久我国一些地区出现的“零口供”办案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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