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警关系初探/白广亮(6)
2）、起诉的证据准备不力。我国现代的刑事诉讼实行审判中心主义，公诉机关需要对控诉的证据做比较充分的准备才有可能对犯罪得到有效、有力的追诉，而在中国现有的检警关系模式下，警察破了案却并不一定能够有效的搜集到犯罪的证据，搜集到了的证据也不一定具有多大的证据价值，使得检察机关的控诉失去了证据支持，控诉无力也就直接影响了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和功能的实现，“侦查人员庭审意识、证据意识淡薄，案件侦查质量往往难以满足庭审的要求。” 实践中多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情况非常普遍，因为证据不足而撤诉的也占相当的份额 。因此，一种松散的检警关系就不可能拥有一种充分、合理、有力的证据准备过程。
3)、现有的检警关系使得审前程序效率低下。检警关系的脱节使得审前程序效率十分低下，侦查不受有力的监督使其有拖延的余地，证据搜集不力导致多次的退回侦查，检警关系的不协调使得二者相互之间的沟通存有一定的障碍，这一切反应在诉讼效率的问题上就是绝对性的低效率。正如美国大法官波斯纳所言公正也有效率、效益的含义，“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投入巨大而正义的获得及其微小从人类社会的角度考虑也并非正义。对效率、效益的追求已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之一。因此，一个低效率的审前程序与现代刑事诉讼的效率要求是直接相悖的。
4)、我国检警关系的现状使得检察方的控诉、判断正确性降低。检察机关的控诉、判断是建立在充分的侦查证据基础之上的，现在警察机关搜集的证据可利用率不高，质量低下，因此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判断实难正确。在我国，检察机关不参与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其判断就是建立在警察机关搜集的犯罪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结论等等基础之上，本身已经有了局限性，加上对于非法证据的判断也难免出现错误，直到辩方在法庭上提出其合法性时才发现此证据违法，不能使用，就将使控方自我陷入被动的局面。
鉴于中国检警关系设计上存在的诸多缺陷，我认为我们应当对其进行构造上的改良，但这一改良不能仅仅在检警二者之间进行，并且单纯的检警一体也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存有诸多困难，而应以审判中心主义为其视角，站在整个刑事诉讼的构造上，通盘考虑，努力建构一种以司法抑制为基础，以检察主导侦查为基本形式的新型模式。也就是说要建构一种公检法三机关加上辩护方等主体的良性关系，唯有此刑事诉讼的目的、价值、功能才能有效的发挥出来，单纯的讨论检警关系有犯只抓局部不看整体的哲学错误的危险。因此，必须对整个审前程序进行彻底的改造，尽快建立一种以公诉为中心的良性的审前程序，反应在检警关系上就是检察主导侦查，司法对警察与检察机关的共同抑制上。当然这种主导的同时应当克服检警一体的缺陷，给予警察机关一定的主动性，减少抱怨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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