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犯罪行为的分析/傅孙满(12)
但是，色情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尤其在中国，当前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性意识的危机。中国社会传统的观念对性方面是讳莫如深的。因此，中国人在进行性教育时所采取的态度是愚昧之，企图以此来推迟青少年的性唤醒，所以即使在中学开设了生理卫生知识一课，却是形同虚设。这一遮遮掩掩、欲说还羞的姿态，同青少年正常的生理发育和心理需求产生了不协调，形成了一个空档。而色情媒介正好填补了这一空档，利用它过份的或不当的性刺激，左右了青少年的性意识，引导青少年在性方面走上扭曲、腐化的道路。大量的数据表明，色情媒介与青少年的性罪错有着直接的关系。
3、公共娱乐。公共娱乐场所正日益成为社会不良文化的代名词。包括迪吧、酒吧、歌厅、舞厅、夜总会、酒楼、桑拿、推拿在内的公共娱乐场所，正在沦为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集散和交易场所，并由此引发其他犯罪违法行为。
首先是吃喝问题。现在的中国，以国家机关为主力，以社会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为骨干，以手中握有一定行政权力的人为基础，整个社会吃喝成风，据说单国家机关每年公费吃喝的数字就在3000亿左右。中央和中纪委的三令五申、年年反复强调反对吃喝问题，所发的通知、规定等有一本10万字的书本大，但从这种不厌其烦中我们能解读的是他们对整治吃喝问题的无奈。然而这种风气带坏了整个社会，现在人们办什么事都要先吃喝一下，对被请吃的而言，这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对请吃者而言，一次请吃可能就是他一个月甚至半年的收入。毫无疑问，这种风气在社会形成积怨。
其次是色情活动。与吃喝紧密相随的，还有一样事物，那就是嫖娼。在这中间，有一个过渡媒介——营利性陪侍。即俗称的“三陪”。与色情媒介不同的是，“三陪”是以人的实际陪侍和表演而不是其录音录像为特征，相比较而言，“三陪”具有公开化的特征，因为“三陪”必须以公共娱乐场所为媒介。
在当前中国的娱乐领域，色情业早已泛滥成灾，经过职业公开化、社会化、职业化，绝大多数的“三陪”人员已完成了从陪喝、陪玩到陪睡的过渡，即完成了妓女的塑造（这是用较一般的说法，现在已有男妓的出现，但只是性别多了，其余没有质上的区别，故仍统称为妓女）。与外国相比，我国妓女的放纵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经营的无规范、行为的无秩序以及开放的无禁忌则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妓女和卖淫，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开来。有的妓女还兼有其他恶行，偷窃、吸毒、组织暴力犯罪等无所不参与。妓女的职业化、公开化意味着卖淫嫖娼活动的严重性，在公共娱乐场所，无乎所有的“三陪”人员都兼有妓女身份，而在桑拿场所，据说其“三陪”人员100%是妓女身份。相关的数据也佐证了卖淫的严重性。据杨焕宁先生的调查，1986年~1999年，全国强奸案件基本在4万~5万起之间浮动，而同期的卖淫嫖娼案件则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986年的12520起上升到1999年215128起。而这些卖淫嫖娼的主体，正是涉足娱乐场所之人和在娱乐场所从事营利性陪侍的“三陪”人员，以基于金钱的自愿性行为代替强奸，虽则强奸罪案的数量得到了缓解，但性需求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从这里我们应该得到另一个启示是，性需求量是稳定存在的，是无法压抑的，因此没有科学合理的性需求疏导，非法的、不正常的性关系必然大量存在。而“三陪”的高收益、低成本、低代价在社会上起了示范作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男男女女特别是一些贫苦家庭的孩子加入这一行业，从事“三陪”的人员日呈年轻化，因为除了相貌，年龄成了最好的资本。研究还显示，妓女群体还在向帮派势力发展或者受到帮派势力的控制，帮派势力的介入表明卖淫活动的组织化、暴力化程度提高，这是值得注意的发展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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