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犯罪行为的分析/傅孙满(4)
3、心理方面。人的需要是多样性的，美国犯罪学家马洛斯认为人的各种需要不是并列和并重的，而是按阶梯排列。一般来说，首先满足生物性需要，包括吃、住、穿、用、繁衍后代等物质和生理的需要。生物性需要被逐个满足后，才开始追求社会性需要，包括在社会群体交往中被人承认。
人作为生物上的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原始本能和遗传因素所构成的本质。这种本质，在没有融入社会中是不具有倾向性的，只到了他加入一个社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体后才具有社会性，从而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形成有个人特色的观念、意识、行为方式等，人也就成其为他本人。由于每个人在经历、体质、生活条件等各方面的差异，就形成了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同样的，也意味着矛盾和冲突发生的机会的增多。因为，出于角度、动机或其他因素的不同，每个人在审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时，都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的认识就构成了不同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的隔阂，在许多人看来，他要与他人、与一个社会融合在一起的过程中，存在许多需要克服的因素，才能达到与他愿望一致的现实。对这种情况，我引入一个词语来表达：交往成本。也就是说，由于认知上的不同，每个人进行社会交往的成本的各不相同。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必须考虑他的交往成本，从而较准确地确定自己的社交位置，逐渐地形成他的交往圈，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合”，这样子，就首先在社会中形成一个个不同人群的社交圈。在这个交往圈子里，他的交往成本是最低的、可预见的、相对稳定的，也必然是他的交往首选。由于交往圈所形成的生活、行为、思维习惯进一步强化了在这一交往圈中的人的习惯定向，从而一方面在圈内形成同化机制，另一方面的在交往圈外形成异化机制。这时，圈内人在交往中冲突机会降低，而圈内外的人在交往中的冲突机会增加，从而引起社会对之进行调整解决的必要。这就要求社会就这些冲突给出一种普遍的、中性的标准，以供人们衡量自己的言行表现。于是，人们之间的各种冲突，实质上就演变为人们的习惯与基本的社会准则的冲突，即与法律法规的冲突。
（二）犯罪意识的第二次形成：教育异化的结果。第二种差异则是人们通过接受教育所形成的差异和不平衡。萨瑟兰称之为学习或模仿范式。这种学习的差异和不平衡，一部分由先天性因素造成的，如因经济困难无法获得高等教育甚至是基本教育的机会，这将他与别人在认识上的差距拉大。其他的则与先天性因素无关。这部分差异，更多表现出个体化的特征。教育状况在这里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对因学习而来的犯罪意识应该负责任的是社会而不是行为人本身。社会在确定它的秩序规范时，是以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模式作为标准，然而个体间的差异意味着，必然有一些人与这些秩序规范存在不一致或冲突。因此，社会在确定它的秩序规范时就已经预先知道这种不一致或冲突的存在，并且把这部分人排除在秩序规范之外。因此，社会就有责任防范和减少这种不一致或冲突，使尽可能多的人处在规范秩序中，享受规范所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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