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弱者法律能走多远/姚建宗(2)
以有必要采取措施，对进城务工青年这一“弱势群体”实施特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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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宗：从感情上来说，我是站在刘艳华等“打工妹”、“打工仔“一边的，因为我自己的几个亲弟弟妹妹就曾经是甚至将来可能还是他们中的一员。但若从法治视角来观察和思考该问题，则惟一合乎逻辑的答案就是：对于“打工妹”这一“弱势群体”无需进行“特殊”保护。
主持人：听了两位专家的谈论，我的理解是两位专家都承认应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所不同的是对“弱势群体”的理解和界定，崔先生认为“打工妹”即是需要法律特殊保护的“弱势群体”，而姚教授却恰好相反。
姚建宗：一点不错。首先，法治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是以平等地保护一般人（即“常人”）的平等权利为常态，而以对特别界定的“弱势群体”的权利予以特殊保护为例外和补充的。过分扩大“弱势群体“的范围有可能在事实上消解掉对一般人的平等权利的保护。比如，“打工妹”算“弱势群体”，那么“打工仔”呢？农民呢？下岗工人呢？……因此，随意扩大“弱势群体”的范围这只会妨碍和削弱国家与社会对公民基本人权的关注、重视与法律保护，从而对推进法治不利。并且，在这样的社会中，固然不可能有对一般人的权利的充分保护，也不可能最终实现对“弱势群体”的真正的权利保护。
主持人：即便如此，对“打工妹”这一群体恐怕还是应当加强法律保护。那么，请问两位专家，这种保护应当如何进行？
姚建宗：从刘艳华一案和其他类似“打工妹”权利被侵犯的情况来看，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有关部门特别是公安、司法部门严重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和不负责任（失职），以及社会法律服务中的法律援助制度与社会保护制度不健全且未真正落实。因此，全社会特别是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基本人权观念的提高及其人权保护责任的真正落实，法律援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落实，以及“打工妹”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另外，我反对通过特别立法加以保护，这是对法治的曲解和对法律本身的迷信。在法治背景下，更应慎重对待法律的制定，因为法治的要义在于法律不折不扣的落实。
“打工妹”的权利保护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其实并非由于她们是
“弱势群体”因而需要“特殊”保护，而是在于我国社会特别是行政
和司法部门对公民（当然包括“打工妹”在内）作为一般的“常人”
的保护的不够及时和充分。假如我国社会特别是行政和司法部门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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