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精神意蕴/姚建宗(10)
不幸的是，我国法治现实的真实情况恰恰正是这样。我们一直强调并进行着作为法治“硬件”系统的法律制度的建设，而较为忽视作为法治“软件”系统的法治精神与情感；我们一直迷信和崇拜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较为忽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法律的自觉认同和尊重。不仅如此，对于中国的法治化而言，其问题远比这要严重得多、复杂得多。因为我们的法治，从制度到观念、从物质到精神都彻头彻尾是西方的产物，属于“舶来品”，并无本土化的传统文化根基。对此，梁治平先生曾作过如下分析：“我们的现代法律制度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等许多门类，它们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一种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问题在于，这恰好不是我们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能够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于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因为它与我们五千年来一贯尊行的价值相悖，与我们有着同样久长之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③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一味地只是注重和强调物质的法律制度建设，以及对于法律的严格遵守，而极其轻视对法律制度的精神文化因素的培育，当然不可避免地一再拉大了本已存在的法治的物质、制度、技术成分，与法治的意识、精神、观念、价值成分之间的距离，强化了它们之间的分离和脱节，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立。于是，在西方原本是两种因素内在统一的法治，在中国的法治实践中却明显地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以至于那怕是保持其表面的协调都极为困难。这样，在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中，伴随着法治化过程，就必然会产生两种与法治根本相悖的社会现象：
一方面，社会公众始终认为法律对自己来说完全是一个外物和异己的东西，它不是自己的生活需要而是社会强加的，其目的是压迫、限制和束缚自己，自己对法律的遵守是被迫而不得已的行为。因此，他时时刻刻想到的便是远离、规避和拒斥法律。于是，法律丧失了其神圣性、至上性和权威性，也从社会公众的情感上根本性地丧失了其应有的效力。因为，“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③⑧]另一方面，在外力的强制与威慑下，社会公众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神经，将其愿望和期待埋在了心里，在社会公众逐渐泯灭了其参与热情的同时，独立的平等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长成了。期待之中的法治社会的真正公民终于没有出现，而新一代的臣民可能又会拥塞着社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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