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法律之门--《法律门前》读后/刘侨(5)
三、法律的公开性
“被那些我们不知道的法律所统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11】这与前面所述的问题，即法律被少数特权集团所把持的现象休戚相关。法律越是神秘、不为人知，越能凸现他们权力的正当性，于是就出现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旧传统以及“朕即国家”的人治思想。
对于这个问题，乡下人在一开始便表示了困惑，他曾经以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晋见法的。【12】然而这一最为单纯却又是千真万确的本能意识却遭到了守门人的扼杀，即便是他拥有晋见法的权利，却仍需付出漫长的等待来获得许可。也许在乡下人来到法律之门之后，头脑中现实与理想做了激烈的交锋，剧烈的反差使他对先前民间所流传的法的系统另一形象产生怀疑，先古的贤者们世代积淀下来的经验、告诫在这道门前竟是如此的苍白。
乡下人直到最后依旧没能见到法，确切的说是没有见到真正的法。笔者曾经以为，乡下人从站在法律门前的那一刹那开始直到最后死去一直都在与法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也就是说他早已无意识的站在了法的面前。他在法律门前一生所见到的都是守门人在职责范围内的行为，守门人是忠诚的法的执行者，他严格的遵循法的旨意而行事。那么守门人的行为也就可以看作是法的意思表示，守门人对乡下人所提出的一切要求或问题的应对也就是法的应对。
然而，在对法的真实涵义及本质进行分析后才发现，以上论述存在一个原则性的错误。诚如前面所提及的民主与法治问题中法的真正意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在非民主非法治的社会结构中法是不存在的，至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那么守门人所遵循的“法”的正当性便值得怀疑。笔者认为，第一个守门人所遵循的原则是由最深处的守门人在将对法的解释通过命令的形式通过一个一个守门人所传递出来的，而第一个守门人则并不会去质疑命令的正当性，他只会单纯的将其视为法所下达的神圣的昭示，并绝对的服从。
这样说来，乡下人所见到的只是法的假相，其实质仅仅是位阶最高的守门人的旨令，而这一切均为法的神秘性使然。所以有的评论家认为，守门人和乡下人都是受骗者，笔者持赞同意见。
从法制史发展实践来看，早在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就已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上，在形式上明确了“法律公开”这一新兴地主阶级的立法原则；公元前451年、450年，古罗马十人委员会将制定的《十二表法》公布于罗马广场。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权利意识的萌芽促使法律公开化成为历史的必然。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提出三项国家行为公开的标准，第一项便是法律公开。在他看来，法律公开不仅仅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而且更是法律逻辑的自我展开。诚然，法律公开可以看作是实现民主实现法治的必要的手段和过程，也只有将法律成文化、系统化最后公开化，才能接受人民的监督和评断，是否符合法治社会下的立法标准，也只有公开后方可有效的进行技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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