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人文关怀/姚建宗(3)
就人类历史而言，当人真正由单纯的生存而进入在生存基础上的生活之时，其作为生活之基础与环境条件的所有因素除了自然环境与资源因素之外，无论是精神、意识与观念系统，还是规范、制度与组织机构设置，都无不体现着一定的人文旨趣，表达着某种程度的人文关怀。所以，政治、经济、法律等事实上也并非与"人文"无涉，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政治、经济、法律都始终是以人文尺度为其灵魂与精神养分的，也都始终是以人文尺度为其存在与发展的动力与根据的。
因此，我坚信，法治作为现实的人对其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追求与制度选择，它的的确确表达并体现着、而且也真真实实地应当表达并体现着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同时，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也应当自始至终惠顾并融汇于法治之中。一旦失去其人文内涵，法治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化，从而走向其初衷的反面，成为对抗人、压制人和扼杀与束缚人的单纯暴力机制；而在法治之中输入、渗透人文精神之内涵，则有助于法治精神的社会生成，亦有助于理想的法治人格的确立。对此，一些人文学者已有所认识，袁伟时就曾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遵守法纪是现代人的基本素质之一，也是现代社会正常运转的必备条件。可是，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事实已一再证明，如果没有重视自身价值，敢于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人，法纪就可能被有权有势者肆意践踏或用以压制、愚弄恭顺的下民。法律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守的，纪律则只适用于特定的人群。而其执行和监督均须以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公民意识和独立人格为基础。必须让全社会警觉，实现以法治国，离不开人文精神的灌注和公民素质的提升。"⑹若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来理解法治与人文关怀的关系，则可以认为，人文精神为法治提供着终极性的合法性资源，而法治则以规范化与制度化的形式确保人文理想在人的现实生活之中有条件地实现。因为在事实上，法治的逻辑也就是现实的人的思维与实践的逻辑的必然发展。现实的人对秩序的追求和对制度的选择，乃是以人本身的需求为动机、以人性及其发展为标准的。虽然在客观上，现实的人对秩序的追求与对制度的选择可能与人性相悖，但在主观上，现实的人的这类追求与选择所寻求的乃是对人的需求和人性的满足，因而是正面的和积极的。这样，法治的人文关怀的实质便不能不表现为如下方面的内容：
第一，法治的人文关怀实质上是对真实的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人格与精神、生存与生活、现实与理想、命运与前途的真情关切。作为一个基本的认识前提，法治坚信"'人类生活'意味着单一的、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个体生存"，而"如果社会是以放弃个体生命为代价的话，这种社会对人类生活毫无价值。"⑺也就是说，在人文视点上，法治认为："每一个生命体的存在是他目的本身，而不是其他目的或他人利益的手段，正如生命是以其自身为目的的一样。所以，人必须为了自己的缘故而生存下去，既不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也不能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为自己而生存意味着达到他自己的幸福是人类最高的道德目的。"⑻正是由于确证了个人对于团体、社会和国家（政府）的基础地位，正是由于确证了个人优于社会、更优于国家（政府）以及个人比社会和国家（政府）更为实在这一事物的本来逻辑，法治所特别加以关注并将其置于首要重任的乃是对个人权利的充分而全面的有效保障。这正如爱因·兰德所说的："如果你希望倡导一种自由社会，你必须意识到，它的必要基础是个体权利的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有创造性的、有理性的社会中，并且，彼此的交往有益于相互的利益，那么，他们必须接受社会的基本原则，否则，道德的和文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个体的权利。承认个体的权利，意味着承认并接受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而由其本性所需要的条件"，而"一个人如果否认个体权利，那么，他也就不能要求、捍卫或坚持任何其他的权利"。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人类权利的源泉并非神的法律或议会的法律，而是自我的法律。A是A──人就是人。权利是存在的条件，是人类本性的要求，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如果人要生活在地球上，运用理智是他的权利，根据他的自由判断而行动是他的权利，为他自己价值而行动是他的权利，拥有他劳作的成果也是他的权利。"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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