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之间——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定原则的反思/毛德龙(2)
三、我国立法的理论选择与犹疑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待当事人的确定这一问题同其他法律问题一样受前苏联影响甚深，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表述是：第一 ，“所谓民事诉讼上的当事人是指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旨在保护民事权益，并能引起民事诉讼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人。”[6]其二认为“当事人是指因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利害关系人。”[7]这种表述方式与前苏联的主流观点相类似，例如，在前苏联的通编教材《苏维埃民事诉讼法》中，就指出原告人是指提起诉讼要求保护自己权利或合法利益的人，被告人是假定为有争议的义务主体。[8]在苏维埃《民事诉讼法纲要》第6条则更为清楚的表明，法院审理的案件，不仅依据请求保护自己权利和合法利益的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而且还可以依据检察长、国家管理机关、工会、企业、集体农庄，其他合作社组织和社会组织以及特定公民提出的保护他人权益的申请。但是不论何种诉讼主体提起诉讼，只有被假定为对争议享有权利的主体，才是民事诉讼的原告。[9]有人将这种当事人担当的学说称之为“利害关系人说”，这种学说一方面力图完善或脱离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当事人确定的理论，另一方面尽可能的去适用社会主义民事诉讼的新的特点，在但究其实质，所谓利害关系人无非是实体法上利害关系人，所以在实际上传统的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人即是诉讼法上的当事人的观念仍在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反映在立法上，这种指导思想则更加明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案件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三条第一款就规定：“外国和港澳地区非法人企业的诉讼主体的确定问题。非法人企业（包括个体企业和合伙企业）的实体权利和义务最终是由个体业主或合伙人享有和承担，其诉讼权利和义务也相应地应由他们享有和承担。法律文书上应将个体企业的业主和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作为诉讼主体并列为：某某人，某某企业业主；某某人，某某企业合伙人。合伙企业有负责人的，可将其列为诉讼代表人。”再如，1992年颁行的《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也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即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他人冒用法人、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后仍以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以直接责任人为当事人。”这些规定都十分清楚的表明了立法者在对待诉讼当事人的确定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所持的一般态度，那就是实体法上权利义务的主体通常就是诉讼法上的当事人，二者具有无可辩驳的一致性。再者，利害关系人学说还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特点，并且也难以对日新月异的诉讼实践作出准确的令人信服的回答，例如，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非正当的当事人以及代位诉讼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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